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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瑶族女性心理需求的一面镜子

2009-9-22 09:05| 发布者: Yiuh Mienh| 查看: 3437| 评论: 0

摘要: 摘要: 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分析女书产生,更彰显瑶族女性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需要层次理论下的女书折射了当时瑶族女性缺失性需要的短缺,展现了瑶族女性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强烈的认知需要,是瑶族女性成长需要实 ...
    摘要: 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分析女书产生,更彰显瑶族女性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需要层次理论下的女书折射了当时瑶族女性缺失性需要的短缺,展现了瑶族女性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强烈的认知需要,是瑶族女性成长需要实现的途径。可以说,女书是当时瑶族女性心理需求的一面镜子。从需要层次理论角度分析女书,为更深层次的探索女书其中的心理内容拓宽了新视野。
    关键词: 女书;需要;动机;女性心理
    中图分类号: H0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3-0052-04
    
    女书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符号系统。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字载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彰显着瑶族女性一种精神魅力,那就是瑶族女性在创造、传承、使用、发展女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尊、自强和创造精神及团结互助、达观的博大情怀。女书所体现的心理内容无疑是丰富的。从心理学著名理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角度来看,女书可以说是当时瑶族女性心理需求的一面镜子。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的创始人,其“需要层次理论”为全世界熟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人类行为是由动机引起的,动机起源于人的需要;一是人的需要是以层次的形式出现的[1],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分属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随着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马斯洛又提出两种基本需要: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
    
    一、女书产生的动机理论解释
    
    关于女书的起源,目前研究界一般从以下方面考查,一是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一是从社会学角度考证。心理学强调人们的行为受动机支配,动机由需要和诱因而产生。马斯洛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合理的动机理论应该考虑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文化等对人的作用和影响,但这必须以人为中心来考虑[2]。该理论从研究人的需要出发来研究人的动机和行为。
    就女书而言,其产生和流行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是瑶族集结地。从地理环境看,女书所流行的地区极为闭塞,交通极为不便,千百年来与外界沟通只有一条南北官道。但气候温和,土地平旷。这里的人民历来重农耕、轻商贾。他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不求于外,属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山区小农经济,较少与外界有社交往来。上江汗居民喜欢群居,一般同族同姓聚居,百多户人家形成一个村落。男人们从事耕作,生产中处于重要地位,有机会参与外界社交活动;女人多数从小裹脚,主要持家和做女红,不得与除父亲兄弟之外的男人接触,一生之中不能随意参与男性社会的活动。为了排解寂寞,女人们经常聚在一起绣花缝衣、做鞋做袜、编织锦带等。同时,永州之野因为钟灵毓秀而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抒发情怀之地。柳宗元、周敦颐等人留下许多名作和思想,在当地广为传播。江永虽地处偏僻,却深受汉文化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女性地位低下,无法进学堂,不能识字学画,无法作诗撰文。狭小的生活空间和单调的生活形式无疑压制着女性情感,使女性内心处于一种强烈的不平衡状态。可以说,瑶族的经济政治特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着女性的发展,但正是这样的挫折情景激发起了当地女性创作女书的定向行为。
    当然,相对于中原地区妇女,江永瑶族女性还是比较自由的,她们有专属自己的节日和活动。在当地,姑娘出嫁,要良宵长歌送嫁,俗称“坐歌堂”,婚后第三天则要赠送装璜精美的“三朝书”给新娘,俗称“贺三朝”。农历四月初八,是妇女的专门节日——“斗牛节”。在这一天,同村未婚姊妹邀请出嫁仅两三年的姊妹回村聚会,由未婚姑娘每人凑些黄豆腊肉、油盐柴米,或凑钱买些其它食品“打平伙”会餐。一年中当地妇女们“斗牛”聚会的节庆多达十余种,如二月初一“朱鸟节”、农历五月“过庙节”、七月初七“乞巧节”等。在当地形式多样的活动中,当地女性需要交流、需要沟通、需要表达,女性群体表现出了对交流媒介的更强烈期望。可她们无权进学堂识字,男人们又不会教女人学字。尽管汉字随处可见,随手可持,女性却无人能识,无人能写。这种由交往而促使产生的对文字的需要为女书产生提供了基础。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与他人的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对文字的需要是当地女性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生存条件的一种稳定要求,为她们从内部不平衡状态向内部平衡状态提供了强大驱力,是女书产生的基本动力。瑶族的文化习俗特色及广泛使用的汉字等又为女性创造女书提供了外部条件。
    尤其重要的是,江永瑶族原本由母系氏族社会演化而来,女性骨子里有着平等、改变和引导的力量。瑶族女性还拥有着瑶族人民特有的勤劳、勇敢、智慧和创造力。在这样的情形下,瑶族女性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发挥了出来。她们认识到客观现实不可能满足自身使用文字的需要,于是在长期对汉字和本地语言的摸索、分析中,不断发现、总结、创造。正是当地女性的主观能动性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保证,才催发了女书的产生。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产生了。韦庆媛从社会学角度指出,女书是江永女性对汉字反叛心理的表现[4]。其实,从更深远的意义说,女书是对男性社会的反叛,是女性试图控制生活、引导社会的愿望象征。
    
    二、女书中女性心理的需要层次理论解释
    
    (一)女书折射了女性缺失性需要的短缺
    马斯洛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及尊重需要归为缺失性需要。它起源于实际的或感知到的环境或自我的缺乏,个体会努力从环境中寻求该需要的满足。
    如前所述,当地女性很少到外面从事体力劳动,只在自家阁楼从事“女红”活动。当地瑶族还有一习俗,女子在结婚后暂时“不落夫家”。一直到生孩子之前,除了某些特殊节日要回婆家暂住外,都在娘家生活,有了孩子以后到婆家定居。在娘家的女儿同样过着“楼上女”的生活。当地女性几乎与男性社会隔离。女性心中的孤独、寂寞感自然而生。而女子到婆家后往往要受公婆丈夫的管束,甚至还会遭受丈夫的暴力殴打和公婆的刁难斥责。女书作品《做媳难》写道“千家万家你不许,许起桥头李万家。李万家中事又多,八府良田田地多。碓屋踏碓碓屋粮,嫌我偷米养爹娘。一更鸡啼我起早,二更鸡啼我梳妆。三更鸡啼淘白米,四更鸡啼入菜园。”[5]由此可以感受到,在家庭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女性心中的压抑、愤慨、焦虑和无奈。
    有学者称,女书实际上是一种交际的语言文字[6]。在女书流传地区,瑶族女性以女书为媒介,写结交老同书,给老同写信,表达对老同的情义,并写成书存在身边,伴随终生,女书也成为女性之间交往的信物。她们得心应手的运用女书,进行社交活动,以达到以书会友、以书结盟的目标。女书是一种黏合剂,使瑶族女性的交往在老同这种民间社团内里超越了时空,得以升华。她们在用女书构建的精神王国里,相互关怀、爱护、尊重,惺惺相惜,表达伤感、悲痛、绝望和欢乐、高兴、愉悦等。如女书中所写,“女人过去受压迫,世间并无痛惜人。只有女书做得好,一二从头写分明。只为女人受尽苦,要凭女字诉苦情。”女书,让处于孤独、焦虑中的女性找到了缺失需要的满足和心理的归属。而且,在女书流传的地区,谁的女书学得多、写得好,谁就能结交更多的朋友,就能得到朋友更多的尊敬,女书成为女性获得尊重的资本。可以说,女书的出现给当时的女性提供了一处身体、心理、精神得以屏护的安全场所,一处可以表达、宣泄情绪情感的自由空间,一处能获得他人关心、爱护、尊重的理想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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