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古代就有对不同民族的认识，民族资料与民族知识的文献积累也很早就有了，但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一般是以19世纪中叶西方民族学的形成为标志的。在以后的发展中民族学又形成了多种分支和流派，各派都有自己的重要代表人物。
　　形成近世民族学科的开山人物有两位著名的德国学者，他们是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1826－1905）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在大学受过系统良好的专业训练。他们依靠当时的地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知识，或者亲身赴世界各地旅行，进行人类学考察，或者利用其他旅行者、传教士的游记及各种关于异民族事迹的记载进行分析研究，为民族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巴斯蒂安近于哲学家，拉采尔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又都是历史学家，都是从地理环境出发讨论人类的。

　　德国人类学家巴斯蒂安
　　中国早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古训，这方面有一位出生在19世纪初的德国人做得格外突出，他不仅为奠定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做出了贡献，而且一生有9次赴海外旅行，几乎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旅行中度过的，这就是行色匆匆的德国人类学家巴斯蒂安。
　　巴斯蒂安是最早探索初民信仰，认识心理学与民族学密切关系的学者之一。他出生于德国布莱梅，是一位富商的儿子。早先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在耶拿和浮兹堡大学学习生物学，在浮兹堡大学时就曾从著名病理学家维尔荷出游。1850年，他在普雷格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巴斯蒂安能成为杰出的民族学家，除了受过良好教育和本人努力，遍布世界各地的旅行为他打开眼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巴斯蒂安1851年25岁时，即第一次出海远航，在船上担任外科医生，一方面积累航海和地理知识，一方面为船员的健康努力。这一去就是8年，他漫游了澳洲、太平洋诸岛、秘鲁、墨西哥及西印度群岛等地，接着到中国、马来西亚、印度，然后取道西非回国。这时他也开始了自己的人类学研究，每一次外出都有著作问世。1859年，他将自己的一部游记刊印成书《圣萨尔瓦多访问记》，讲的是非洲刚果的事，副标题是：对于神话学与心理学的研究。翌年，他最重要的著作《历史中的人类》（3卷）出版。1861年，他又漂洋过海，游历了印度支那、暹罗、马来群岛、菲律宾、日本、中国及中亚，到1865年由高加索回国。这次在东方逗留达5年之久，1868年，他的《东亚民族》（6卷）出版。此后，巴斯蒂安还去过很多地方，有时甚至远离文明世界，有的地方去过还去。这种大范围的旅行，对不同人种的深入观察，丰富了他的学术素养，每次都会有新的体会。1873年，他组织罗安格考察队，1874年出版了《罗安格沿岸德国考察队见闻录》。1875－1876年，他漫游西印度群岛、美洲中部及西部，1878年出版《昔日美洲的文化地区》（3卷）。此后两年，他又旅游了波斯的阿萨姆、印度支那、马来群岛、澳洲及新西兰，取道加利福尼亚及犹卡坦归国。1881年刊行了一本关于玻里尼西亚人宗教神话的新著。1889－1891年，再漫游土耳其、印度及东非，并研究印度的耆那教和佛教。1896－1898年又去考察爪哇与巴利间的身毒遗迹。1901－1903年间，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研究佛教。1903年作最后一次旅行，访问马来群岛、牙买加、委内瑞拉、特林那达达等地，1905年2月3日以近80高龄逝于西班牙港。他的气魄和人生态度足以令后人敬仰，斯泰因（Karl vonden Steinen）在当年纪念他时说：“德国学者中游踪之广，阅读之多、著述之富，未有超过他的。”这也可以使人想到，所有一种学问都是勤奋铸成的。
　　见多识广的巴斯蒂安走的地方越多，越相信人类根本上是一致的，于是产生了他的重要学术思想――“根本观念”思想，也有译为“基本观念”。即认为人类具有普遍的精神上的一致性，因此所有民族都有某些共同的基本观念，他为此搜集了人工制品和人的行为方面相似性的数据以资证明。他还认为，每个民族“自身会发展一定的思想”，而各有自己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特征”，各种族集团的文化特征、民间传说、神话和信仰，都是循着文化进化规律，在各个集团内部产生，而且基本相同，只是因为地理环境不同而形式各异。他认为每个民族文化有自己的分布区域，并受地理环境影响，反映了地方色彩，环境对人的行为和人工制品的表现形式起主要作用，迁徙和接触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得以融合，导致文化的提高。文化的传播与独立发生的问题在后来的人类学思想中很为重要，巴斯蒂安却不以为意，他认为类同的观念及其产物会独立发生于许多地方及部落中，它们也会经由一个个部落传下去，融于别的地方文化中。他还提出了许多现代人类学的概念。
　　此外，巴斯蒂安还很注意历史联系的重要性，他承认民族接触与移植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假定彼此都有历史上的联系，主张必须找出其中的证据。他本人毕生收集民族志的资料，极为艰辛，他一向认为反映各种初民文化的事实如不及早收集，瞬间就会被现代文明湮没而不可复得。
　　巴斯蒂安的观点尽管头绪繁多，但他关于人类本质的统一性，人类意识的单一性，智力的进步及其对周围环境的依附性等，这些思想在当时都是健康进步的。他的观点对一些杰出的人类学家也很有影响，B.马林诺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精神分析学家C.荣格所倡集体无意识之说，也由巴斯蒂安理论引申而成，英国民族学家泰勒在1905年也称赞他的著作对学者甚有裨益。
　　除了游记，巴斯蒂安还写有大量科学和文学作品。1896年，《民族学国际文献》曾列举他的著述目录，有两页是他的书目，14页是他的论文、文章目录。关于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主要有以下种：《历史上的人类》、《东亚民族》、《民族学研究和资料的搜集》（2卷，1871－1873）、《民族观念》、《人类根本观念》等。巴斯蒂安后来在柏林腓特烈?威廉大学任人种学教授，他还是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协会”的创始人和积极成员，担任这个协会的机关刊物《民族学杂志》的编辑。他曾是柏林皇家博物馆民族志物品的管理者，1886年分设民族学博物馆时，他亲自筹建、布置展品，付出大量劳动，并兼任该馆馆长，还将个人收藏文物捐献该馆，多年来该馆成为世界上同类博物馆中最有影响者之一。

　　德国地理学家和民族学家拉采尔
　　拉采尔是地理学家和民族学家，出生在德国卡尔斯鲁厄。从1866年起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1868年毕业于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869－1875年间，他任《科隆报》记者，游历了巴尔干、意大利、美国、墨西哥和古巴。特别是在北美中美期间的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为以后的主张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后来从事地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后半生在慕尼黑工业大学（1875－1886）和莱比锡大学（1886－1904）任教，主要教授地理学。拉采尔在地理学研究中有一种浓厚的兴趣，即探索环境关系中的生命，这便是他后来终生信守的环境主义。
　　在二战电影中我们会看到，德国进攻苏联时，德国士兵曾问：我们在和俄国人争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纳粹将领都会带着傲慢的口气说：粮食、土地、资源都是有限的，我们要为优秀的德意志民族拓展生存空间。为此，成千上万的德国年轻人受到蛊惑，带着爱国热情走上侵略前线。这一切都是纳粹思想基石的“生存空间”的理论影响的结果，也是他们歪曲使用拉采尔思想的结果。拉采尔的生存空间理论，本是生物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他在《生存空间论：生物地理学研究》（1901）一文中，创用了“生存空间”一词，意为“活的有机物在其范围内发展的地理区域”。他的这一思想却常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的发端而产生影响。“生存空间”概念被引申，认为人种与其生成的空间环境有关。尽管拉采尔也说过，一个国家要根据其适当的能力扩大或缩小范围。但由于瑞典政治学家R.克吉伦对这一学说的进一步解释，认为国家需要争夺生存空间。最终这一理论被德国纳粹政权加以滥用。
　　拉采尔主要研究人类迁徙、文化影响，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他虽受达尔文进化论和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的影响，但对他们观点中的机械论却持批判态度。他系统阐述了人类地理学，考察了物质文化财富的传播，强调自然基础，重视自然环境对人的制约。他在发展文化区的概念上做出了贡献，强调文化传播中借鉴和移植的重要性，强调地理环境对文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据此被认为是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拉采尔晚年主要研究哲学。
　　除了从事教学活动，拉采尔还撰写了1200多种著作和论文，内容涉及生物学、地理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他的主要人类学著作有《人类史》（3卷，1885－1888），也有的译为《民族学》。对民族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的第一部巨著《人文地理学》（第1卷，1882，第2卷，1891），也有译为《人类地理学》。第1卷中主要探讨了各种自然特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第2卷中论述了人口分布与移民和环境的关系，以及环境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他认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但同时认为由于有人类因素，环境的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和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他特别强调联系问题，认为自然条件造成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将因联系而逐渐消除。拉采尔较早把文化现象作为各民族互相联系的标志问题提出来，他特别重视物质文化现象的研究，称之为“民族学对象”，认为物质文化是各族之间历史联系的证明。他最早阐述了文化传播现象，认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导致各种文化现象的转移，各民族迁徙的结果，就是一个民族相互联系的整个文化财富的迅速移植。
　　拉采尔还研究了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内部生活和文化形成的作用，以及对各民族之间交往产生的影响，这些，在他最后一部著作《地球与生命：比较地理学》（1901－1902）中有最为详尽的论述。他的其他著作还有《德国：乡土地理导论》(1898)，《政治地理学》（1897），《美国政治地理研究》（189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