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演变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以来，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948—1974年，约旦化，即约旦把约旦河西岸（下简称西岸）作为其版图的一部分。早在独立前，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就曾提出将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合并，也曾经在英国与巴勒斯坦人之间进行斡旋，但均未果。对1947年的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外约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道投了反对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的爆发，为外约旦插手巴勒斯坦问题提供了良机。1950年4月，外约旦正式兼并西岸，并改国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约旦对西岸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967年“六五”战争。1970年约旦接受了由美国提出的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罗杰斯计划，遭巴解组织拒绝。这些均导致约旦王室与巴解组织矛盾的激化，最终演变为1970—1971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巴解组织被赶出了约旦。而对于西岸，约旦的态度没变。1972年3月，约旦国王侯赛因提出“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明确规定该王国由巴勒斯坦和约旦两个地区组成，巴勒斯坦地区由约旦河西岸和那些其居民希望参加的任何其他解放的阿拉伯领土组成。
　　1974—1988年，巴勒斯坦化，即约旦把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表权交给巴解组织，最终中断了与西岸的法律和行政关系，放弃了对西岸的领土要求。约旦曾反对巴解组织的代表权，认为它是约旦以外的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1974年拉巴特阿拉伯首脑会议上，约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起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惟一合法代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巴解组织遭受重创，内部也发生分裂，1978年埃、以戴维营协议举行的巴勒斯坦自治谈判不了了之，这使侯赛因认识到必须和巴解组织联合起来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进而收复西岸。双方关系得以迅速改善。约旦接纳了从黎巴嫩撤出部分的巴武装战士，1982年10月与巴解组织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关系。1984年11月，在约旦的帮助下，迟迟不能召开的第17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在安曼成功举行。侯赛因与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多次会晤，讨论约巴邦联问题。1985年2月，侯赛因与阿拉法特在安曼签署了《约巴协议》。1986年2月，侯赛因宣布中止协议。次年4月，阿拉法特宣布协议废除。1987年12月，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爆发起义，不仅对约旦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还面临着以色列鼓吹的“约旦就是巴勒斯坦人的祖国”的压力。这导致1988年7月侯赛因宣布中止与西岸的法律和行政关系，声明对西岸没有主权要求。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宣布独立，建立巴勒斯坦国，约旦于1989年1月正式承认。同一时期，约旦明确表示不会取代巴解组织。
　　1988年以来，支持巴以和平进程。80年代后，约旦明确主张“土地换和平”原则和召开国际和会。在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推动下，巴解组织接受了“以土地换和平”原则，放弃了武力，走上了政治谈判道路。1985年达成的《约巴协议》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1991年10月，约旦与巴勒斯坦人组成联合代表团参加了马德里和会。1993年奥斯陆协议以来，约旦积极支持巴以和谈，主张恢复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批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1999年2月，约旦王位更迭，阿卜杜拉二世成为新国王。2000年9月以来，巴勒斯坦局势发生一系列剧烈变化，但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为支持2000年爆发的巴勒斯坦人阿克萨起义，约旦照回了驻以色列大使。2004年3月，约旦首相法伊兹在与来访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库赖会谈时强调，地区民主改革应首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领土需要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局面，巴勒斯坦内部不应出现任何分歧。同年11月阿拉法特去世后，约旦支持巴大选，在巴以之间、巴各派别之间进行调解工作。2005年2月，约旦参加了在埃及举行的四国峰会，在约旦、埃及等国的调解下，巴以终于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持续四年多的巴以武装冲突。

　　约巴间的分歧与冲突
　　虽然约旦与巴勒斯坦情同手足，约旦也一直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合法权利而努力，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的分歧。早在20世纪上半叶，阿卜杜拉就试图将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合并，反对巴勒斯坦人的武力反英、反犹斗争。以耶路撒冷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则认为英国、犹太人是巴勒斯坦人的敌人，发动了1936—1939 的阿拉伯大起义。1948年后外约旦对西岸的占领和吞并，也遭到哈吉·阿明·侯赛尼的反对。在约旦统治时期，尽管许多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被重用，但仍有许多巴勒斯坦人和组织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70—1971年，约旦与巴解组织矛盾的激化更是演绎成为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此后双方关系僵持达10年之久。对1972年侯赛因提出的“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巴解组织强烈谴责，法塔赫甚至在声明中将推翻约旦王室现政权定为现阶段的目标。1985年约巴协议的流产，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固然是主因，但约巴的内在分歧也不可忽视。侯赛因提出在协议条款中不出现“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字样，关于阿拉伯代表团的提法，他坚持去掉“阿拉伯”一词，而巴解组织坚持先建立独立国家，然后再与约旦建立邦联，坚持自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惟一合法代表，有权以独立的一方平等地与有关方面一起参加谈判。
　　90年代以来，巴解组织、约旦相继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也相互支持，但这并不能掩盖双方的分歧。1994年7月，约旦与以色列签署《华盛顿宣言》，称“以色列将尊重哈希姆王国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同年10月双方签署的《约以和平条约》又进一步明确：“按照以色列—巴勒斯坦原则宣言的规定进行永久地位谈判时，以色列将特别优先考虑约旦在上述圣地的历史地位。”这些规定使巴勒斯坦方面大为光火。有巴报纸以“巴自治当局：（约以）和约维持耶路撒冷现状”为题来报道约以签订和约。为应对约旦对耶路撒冷教权的觊觎，巴当局于1994年8月成立宗教基金部以管理巴地区宗教事务。同年10月，耶路撒冷穆夫提谢赫·苏莱曼·迦巴里去世，阿拉法特任命亲巴解组织的谢赫·阿克拉马·萨卜里继任，而约旦也同时任命了新人选，出现了一城两穆夫提的情况。在巴勒斯坦方面的努力下，1994年12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会议拒绝约旦对耶路撒冷的宗教要求，而侯赛因中途愤然离席。经过激烈交锋，时任约旦王储哈桑1994年12月重新解释了约旦的立场：约旦之所以坚持掌握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的宗教管理权，是因为放弃这些权力只能对以色列有利。在未来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就耶路撒冷最终地位举行谈判时，约旦将放弃这些权力。1995年12月，侯赛因在议会讲话时重申了这一立场，但在会后致时任首相马加利的信中却坚持：无论该城的主权怎样划分，约旦应当被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的特殊地位。现国王阿杜拉卜二世1999年第一次访问加沙强调说：“约旦没有地区野心，对耶路撒冷和圣地也没有任何特殊权利。”但值得注意的是，约旦一些高级官员却表述了其他观点。如约旦驻以色列大使乌马尔·里发伊1999年重申了请国王侯赛因1994在美国国会演讲中的立场:“关于圣地问题，所有神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权利平等，都应当受到尊重，教权高于任何国家主权，这是和平的象征。约旦将在此扮演重要角色直到巴勒斯坦能够处理此地的事务为止。”2000年8 月，约旦官方发言人指出：“国王的立场忽视了耶路撒冷对我们约旦人、对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乃至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意义。”从上可以看出，约旦和巴勒斯坦当局对耶路撒冷的争议远没有画上句号，这使该问题更加复杂化。
　　此外，约旦与巴解组织的对立者——哈马斯的关系也影响到约旦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1996年2—3 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四次自杀性袭击后，巴领导人（据说是阿拉法特）指责约旦窝藏哈马斯分子。约旦1997年收留马尔祖克，后者随发表声明支持约旦河两岸联合，巴民族权力机构对此颇为不满。同年亚辛在约旦的帮助下获释时，阿拉法特故意冷待他出狱。在以色列与巴当局的压力下，约旦于1998年首次拘捕哈马斯分子，拒绝亚辛入境。1999年8月，新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命令警察关闭哈马斯在安曼的办公场所，逮捕13人，11月又将包括马沙尔（现政治局主席，现住大马士革）、马尔祖克在内的五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驱逐出境。但2001年7月，约旦又接纳了一些流亡的哈马斯领导人。
　　约巴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际上反映的是两个民族主义的对立。约旦的根本目标是维护约旦主权与王权，进而扩大哈希姆王权的影响，而巴解组织与巴勒斯坦人的目标是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国家。因此，当巴勒斯坦人的活动对约旦王权构成威胁时，必然会引起约旦政府的警惕，乃至镇压；而当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恢复其合法民族权利时，巴当局则当然会针锋相对。

　　约旦的忧虑
　　虽然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约旦对其发展及巴以和谈也不无忧虑。其一，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与该城的特殊渊源，使约旦十分关心其传统的宗教影响力。巴以有关此城最终地位的安排，约旦的敏感程度自不待言。其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和1967年“六五”战争产生了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约旦是巴难民的主要流散地之一。2000年7月，约旦首相拉吉卜表示本国再也无力安置任何一个新的难民，他要求有关各方必须严格执行联合国关于难民有权返回家园的决议，称任何把约旦排除在外的解决方法都将给本地区带来消极影响，甚至会危及到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其三，巴勒斯坦局势变化对约旦的影响。约旦60%的人口是巴勒斯坦人，手足之情与对故土的依恋使约旦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问题十分敏感。如2000年9月阿克萨起义爆发后，约旦巴勒斯坦人反应强烈。到本年12月底，约旦各地就发生了260次游行和165次示威。这引起了约旦统治当局的忧虑，担心它会对约旦政局产生不利影响。2000年10月，约旦前情报部长萨利赫·卡拉卜就称“已有证据表明有人正在竭力渗透进这些游行示威并将起义引进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也保持高度警惕。他在2000年12月对安全人员的讲话中说：“我要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说：我们是约旦哈希姆王国，未来属于约旦哈希姆王国，我们将不允许任何人阻挡我们的道路或为约旦的前进设置障碍。如果有人想要‘王国’以外的东西，我有我们自豪的阿拉伯军队，我渴望穿上军装和战场的气氛。”此外，约旦还担心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援助会削弱约旦的外援。对约旦的忧虑，巴勒斯坦学者也已有所认识。毕尔宰特大学政治学学者阿里·迦巴威分析到：“约旦对巴以自治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的恐惧是其焦虑的主要原因。这个新诞生的巴勒斯坦实体在以色列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庇护下可能会不断成长，将会超越自治的界限。到那时，当新生的巴勒斯坦实体由于以色列而不能向西扩大时，它将向西东扩张。”
　　约旦与巴勒斯坦问题息息相关，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已经提出的许多有关中东问题解决方案的设计中（如埃以戴维营协议、里根计划、马德里和平框架等），都赋予约旦以重要角色。但与埃及相比，约旦对巴勒斯坦的影响和出发点有异。约旦是个阿拉伯小国，它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无法与埃及这个地区大国相提并论，一直推行 “夹缝中求生存” 的对外政策，它没有能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如埃及那样的调解作用。在出发点上，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是试图把这一问题作为其在中东发挥地区影响，特别是体现其阿拉伯世界领导作用的平台，而约旦的主要着眼点在国内，是由于巴勒斯坦问题与约旦国内形势密切关联，其主要目的减少巴勒斯坦问题对约旦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不利影响。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发展的忧虑，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