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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畲族形成问题的探讨
蓝万清
自从施联朱先生《畲族研究文集》出版,全面展现畲族族源的各种观点,蒋炳钊先生《畲族史稿》发行,则全面地客观地评述了族源诸说。近年来,客家学的兴盛,畲客关系倍受关注,畲族族源也水涨船高地被重新重视起来了,只从溯源的办法来认识畲族族源问题,可能会“见木不见林”,如果从畲族的形成,这样“见林”角度来思考畲族族源问题,那对畲族族源问题就会有新的认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获得比较满意的解释。
众所周知,畲族由蓝、雷、钟姓氏组成,崇信盘瓠,通用畲语,弄清畲族三大姓和畲族文化特质的来源,有助于探讨畲族形成问题。何光岳先生《南蛮源流史》、《百越源流史》等论著,对畲族的姓氏和文化特质来源有甚多精辟论述,蓝姓源于“古代以种植蓝靛、染蓝衣料,并习惯于穿蓝衣而得名,(蓝夷)从山东经河南、湖北、湖南,”进入粤东,成为畲族重要族系。雷氏来源于羌人一支,与黄帝是亲族,雷人又称俚人、里人,一部分雷人南迁长江以南,“远居深山的俚人则仍以雷氏为姓,并与一部分瑶族结合,成为畲族大姓”。钟,古与重通用,重人曾建立过钟离国,后为楚国所灭,钟离人混合大批东夷族人南下,娶畲女为妻,融入畲族,故钟在畲族中是招婿的,“女婿名字身姓钟”。氏
畲族崇拜祖先忠勇王,称盘瓠,盘瓠就是葫芦,发明用瓠制成的盘、瓢之类器物的人,以其首创之初而得名。盘瓠氏发源于岷山一带,后又融入崇拜狗图腾的部落,称为盘瓠,这是图腾崇拜的盘瓠传说不断演变发展的结果。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畲族研究,学界已形成共识,至迟公元七世纪,畲族已生息繁衍于闽粤赣边区,全国各地畲族盘瓠传说及祖图的式样、内容、形式等都基本相同,说明畲族形成相当早,那么畲族形成应早于公元七世纪。
潘宏立先生将福建畲族服饰分为七种类型,各类型服饰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和形式,如此之大的差异很难用唐宋以后畲族服饰的变迁来解释。蓝雪霏《论中国畲族民歌结构的非汉语言因素》结论:“畲族民歌的非汉语言因素应该有其道理,它显示了在宋、元时期与客家相互融和之前自身的某些文化遗存,这些遗存正是畲族音乐特性之所在,……。畲族不因共同采用近似客家话的汉语言而放弃古老的多种旋律音调,和他们多种不同的服饰、惯习一起,可能暗示了其各自不尽相同的复杂来历。”
全国各地畲语基本相通的事实,说明畲语形成时间相当早,即唐代以前畲语已经形成了,鉴于畲语与客家话的关系差异,应该将畲语形成时间界定在大量客族进入闽粤赣交界区之前。游文良先生《畲族语言》:现代畲语是一种混合型语言。“由古畲语成份、汉语客家方言成份和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成份组成”。在《古畲语考》一章中认为古畲语成份源于古壮侗语(古越语)和源于古苗瑶语的部分词语,并考证出古畲语成份中的古汉语借词,最后列出古畲语成份中不明来源的一部分,畲语研究表明了畲族来源的多样化,首先是土著民族古越人的成份,外来的古苗瑶人也是畲族的重要一支。如果何光岳先生所言不差,作为东夷一支的蓝夷,与黄帝有亲族关系的雷氏,建立过钟离国的钟姓,都成为畲族的来源之一,在他们后人的语言中留下古汉语的痕迹也就不奇怪了,至于古畲语中不明来源成份,也说明畲族来源的复杂性。畲族形成相当早,晋代,客家人开始深入闽粤赣交界区,两宋之际已形成“一个特定方言、特定生产和特定社会心理和文化特征的族群”。从历史发展来看,后来的客家人若没有强势文化和优势人口的凭借,畲族完全可能将他们吸收进来,成为畲族的一部分,但已相当成熟的中原文化进入闽粤赣交界区后,畲族语言吸收了一些客家话的成份,两个族系文化交汇、融洽,真正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形成畲客文化难分状态。
费孝通先生考察了广西大瑶山,对当地的瑶族形成提出一种自己的看法,即大瑶山的瑶族主要由五大支系组成,即茶山瑶、花蓝瑶、坳瑶、盘瑶、山子瑶组成,畲族形成或与之类似。联系畲族现实、传说和历史,可以认为畲族族源是多元的,畲族文化是独一无二的,畲族形成是复杂的,谈畲族形成的时代就显得相当困难。
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载《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关于畲族形成问题是这样说的:“长江中游沿江,特别是南岸,在六朝隋唐年间称为‘莫徭’的一个族类,在周以降中原族类历次向南的压力之下,退却了,分散了;南下的一群成为今日的瑶人,在过程中省去一个‘莫’字音,其中很早就进入东南的一支,后来称为畲瑶,或单称畲。”早到什么时候,潘先生并没有明确说。
唐元和十五年( 公元820 年) 韩愈在潮州任刺史时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当地“蛮夷”,《黄家贼事宜状》中,自称:谙知岭外事人,“其贼并是夷獠,亦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衣服音语不似人。……蛮夷之性易动难安”,“大抵岭南人稀地广,贼之所居处又更荒僻”。清杨澜《临汀汇考》卷1说:唐“天宝之乱,列郡望风而靡,汀,七闽之穷处也,蕞尔一城,孓然于蛮风蛋雨之中”。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3说:“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语不通”。唐人顾况《酬漳州张九使君》诗:“薜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唐代张读《宣室志》卷4《韩愈驱鳄》载:皇甫水是撰《愈神道碑序》言:“峒獠海彝(夷),陶然自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太平广记》第466卷,韩愈)宋朝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新编方舆胜览》卷36《潮州•风俗》(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44页)说到潮州“夷獠遂生”时,也有相似的记载。谢重光《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页):闽、粤两地的居民基本上就是居峒砦的蛮和家浮筏的延虫两种。相对于浮筏、卢亭、海夷的水上居民而言,洞砦、徭洞、峒獠是自成体系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是哪个民族。《资治通鉴》卷二五九记载: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王潮、王审知“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食向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蒋炳钊先生结合畲族族谱记载:畲族先民“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官,由海来闽”,以为平湖洞及滨海蛮夷中很可能有畲族参与其中,平湖洞蛮夷和滨海蛮夷也就是陆地居民和水上居民两种,这些被称为峒蛮獠徭者的陆上居民应该是畲族,傅衣凌先生所说:“入山为畲,入水为蛋”,似乎将两族说成同一来源,不如改称:“在山为畲,在水为蛋”。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卷32丛谈:“峒獠,岭表溪洞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皆推其雄,长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不可羁縻者,则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年甲姓名,以射生物为活,凡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之,谓之山獠”。还引述《阮通志人物》所载:“林祖字述,古潮州人,元末盗起,祖提携家避乱,行遇獠贼,母庄氏与弟进皆被掠而去,祖苦追不能及,旦暮呼天以誓日:不见吾母,无以生为也。徙走山谷中,物色之,至程乡犬吠,輋见焉。獠人阻不与归,潜请于官,遣吏偕往輋所,赎以金,还之。去被时母子兄弟□□十有四年矣。据此条,是輋徭即峒獠也”。这些峒僚什么时候形成畲族的,如果仅从文献资料是很难作出有效判断的。还好考古学的点滴发现,给我们透露出畲族祖先形成的那一线天机。
吴炳奎《梅县新石器遗物与畲族历史》(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说,在广东梅县带“畲”的地名很多,如:畲坑、孔畲、双螺畲、周屋畲、坪顶畲、叶畲、上畲、中畲、下畲、白畲、侯畲、铅畲等,在梅县这些带“畲”字地点,发现大量新石器遗物,在畲坑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带有“畲”字的三种铭文。
现将三种“畲”字年代、写法列表如下:
年代 | 地点 | 器物 | 铭文 | 解释 |
宋 | 坳峰 | 青瓷碗碟底部 |
| 正畲 |
晋宋 | 新化村光陶山 | 墓砖 |
| 兴畲 |
晋宋 | 红星村留塘坳 | 墓砖 |
| 大四輋(畲) |
三件铭文上“畲”字的写法有所不同,“正畲”的畲字已如今天的写法,在潮州出土的宋代陶瓷器皿和用具上,可以见到一些当时特地留下的刻划符号和文字,如李、陈、五、十,代表着陶瓷的制造者或所有者等意义,在30年前,在笔者家乡福建省连江县乡村民众,就在碗碟底部凿上代表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来表示自己是碗碟的所有者,显然这碗碟与畲族有关,只是吴炳奎先生并没有明确指出此宋是赵宋还是刘宋,给我们的思考留下一些疑点,但无损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不过从行文来看,似乎更象是南朝刘宋之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