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ethnography）源于文化人类学中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时创造出的一种方法类型。它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一种方法类型，或者说是一种研究视角。
　　英国文化研究的诸多经典成果，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这样方法类型。“民族志是英国文化研究中最具有特色的方法之一”。最早的，或许是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接下来有威利斯的《学习劳动》。就纪录片中使用“民族志”而言，由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五国新闻媒体资，加拿大广播公司负责摄制的《中国崛起》（Chinese Rises）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论述。从一些有限的资料来看，民族志在文化研究中应该是较为普遍被使用的，如莫利引用别人的说法时提到的——“诚如罗尔（Lull）的观察，最近几年，‘方志学’这样的字眼在阅听人研究领域内，已经变成图腾。霎那间，人人都是方志学家。”但是就国内文化研究以及纪录片创作而言，使用民族志来进行的还不多见，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即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对九国近代崛起的文化历史进行梳理。

　　一、“民族志”的由来以及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借用
　　一般来看，“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一研究方法肇始于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vski,1884-1942）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这一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疑问的。马氏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一书的导论中，虽未对这一方法概念进行完整、规范的表述，但是他对这种方法原则性的三条归纳却是切中要害的，即：
　　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
　　在这三条原则中，第二条是前提，马氏把它称作是“居住在土著的茅屋里，和土著‘保持接触’机制”，他并且说道：“偶尔钻进土著和真正地同他们接触相比是全然不同的。后者意味着什么呢？就民族志者方面而言，它意味着他的生活就在村落中，开始是位稀客，有时不大愉快，有时则饶有兴味，不久就采用相当自然的方针与环境非常协调地融为一体了”。在有了这一良好的工作前提的同时，作为民族志研究者，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具体工作包括用土著的亲属称谓表、谱牒、地图、示意图和图表等手段“探知部落生活的骨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同时马氏也对使用这一方法所应该规避的片面的、单点的研究提出了警告：一个民族志者仅仅去研究宗教或技艺或社会组织，那就是画地为牢，必将无法工作。最后才是“理出部落生活的所有原则和规律，理出那些恒久而确定的东西，剖析他们的文化，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这就是马氏所说的“科学的目标”，也正是民族志学者的著述与很多探险家、传教士的猎奇式描述的最大不同。
　　可以肯定地说，民族志做法从马凌诺斯基的论述到现在8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也经历了同其它很多方法一样的被冷落或被滥用的过程，但是马氏当时所确定的三条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也一直被使用这一做法的研究者奉之为圭臬。
　　要找寻纪录片拍摄起用这种做法的“真正源头”，限于目前手头的资料，一时无法说得很清楚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崛起》所采用的叙述方式是“民族志”的范例：通过广泛的抽取中国社会各阶层样本进行访谈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并通过镜头如实反映他们的生活现状。这就把关注点落到了电视观众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
　　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大陆的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追随的更多是英国传统，费孝通师从马凌诺斯基以及费孝通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目前还存在）似乎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一理路上来看，应该说“民族志”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学科中也是一种通行的研究方法。
　　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初期较为普遍地接受纪录片写实思想，主要是从美国“真实电影”开始的，因此，在中国大陆20多年的纪录片理论介绍与研究中，对美国“真实电影”的理论介绍得多，对欧洲批判学派理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的介绍，是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一旦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子往下摸，在拓宽研究视野的同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我们也似乎多了一些思路和办法。在我们的纪录片创作中使用民族志的做法，似乎也是一种顺利成章的事情。《大国崛起》为了最大可能地抵达真实的历史，本片的七个摄制组分赴欧、亚、美九个国家进行深入采访和实地拍摄，拍摄了大量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历史档案、文物、遗迹等，获得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在九个国家共采访了近百位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谈话内容既有对历史细节的追述，也有独家观点的阐释，思想的精华如珍珠闪耀其间。

　　二．三个关键概念
　　使用“民族志”做法进行纪录片创作，由于方法和创作理念的变更所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我自己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想方设法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在此简称“融入”；二是考察研究对象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简称“遍查”；三是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作为解释现象的学理化追求，在此简称“深描”。
　　（1）“融入”
　　如同人类学家在使用“民族志”做法所强调的那样，“居住在土著的茅屋里”，尽可能完全地融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去感知研究对象的那些“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纪录片创作者在使用这一做法时，这也是“田野工作成功的初始条件”。这是从事民族志研究需要跨越的第一个门槛。这方面的经验与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因人因地因事而异，无法找到一种可供任何人在任何地区进行此类研究可以完全照搬的方法和技巧。《中国崛起》对创作者如何介入研究对象中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参考。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我在这里的引述更多地是把它当作一种田野工作的参考，并不具有可复制性：
　　经外交部和省市外事部门批准，加拿大广播公司（ＣＢＣ）、德国电视二台（ＺＤＦ）、美国纽约时报探索频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三家境外媒体，于３月２１日至４月９日来成都市采访拍摄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于 6 月 8 日对龙泉湖风光、龙泉湖未来发展情况、龙泉湖周边百姓生活进行宣传报道。纪录片《中国崛起》将反映北京、四川、陕西、湖南四个城市经济方面的发展情况。这是第一次外国的国家采用这么长的记录片的形式来反映一个国家。
　　该个拍摄经年的纪录片《中国崛起》，内容围绕着4个主题，首一小时会透过当局在北京奥运这个令中国跃升世界舞台顶峰的筹备工作，探视中国内里复杂的政治环境；并会透过3名来自不同阶层的中国新一代视线，包括14岁中国体操运动员肖莎（Xiao Sha，音译）、着名诗人艾青儿子、有“坏孩子”之称的艾未来及18岁正争取加入共产党的法律系大学生，对中国的我见。第二小时的节目中则名为“走向富裕”，研究中国近年经济起飞营造奇迹的经过，片中会探索中国如何孕育私营企业，并访问了中国家财逾百万的新贵及普通民工，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第二辑《中国崛起》纪录片中，则会以中国的饮食传统揭示中国最普遍的文化，同时又会旁敲侧击地探讨中国政府是否真的能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另外又会专程访问中国其中一个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透过与上海市民的对话，发掘该城市中最光怪陆离的一面，当中的不平等及极端化，例如年青专业人士所过的奢华靡烂的生活，与被边缘化中挣扎求存的市民的对比。
　　对于如何介入到研究对象当中，达到 “身在其中”？很多纪录片创作者都有自己经历以及解决的办法。就这一问题来说，目的是一致的，方法则不可复制。
　　（2）“遍查”
　　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网打尽”。表达的意思就是要全面考察田野工作地点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句话听起来让人有“陈词滥调”的感觉，但是在田野工作中，这样的“陈词滥调”是有意义的。以纪录片创作为例，我们可以从相对的宏观与相对的微观两个层面上来考察这一事情可能涉及的多方面的事情。
　　从相对宏观的层面来看，要能够删繁就简、清晰表达浩瀚历史，《大国崛起》剧组用去整整一年半时间，先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被聘为该片的学术指导，为他们提供历史脚本，然后探访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众多专家，讨论脚本中的相关阐述。
　　从相对微观的层面来看，要能够深入浅出、情理兼顾形成电视语言，《大国崛起》在创作过程中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努力：
　　一是影像表现深入到各国的历史中，力求贴近历史的真实。
　　为了最大可能地抵达真实的历史，本片的七个摄制组分赴欧、亚、美九个国家进行深入采访和实地拍摄，拍摄了大量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历史档案、文物、遗迹等，获得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仅拿文物为例，一些由各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重要文献和历史实物原件，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电视人自己拍摄的纪录片中，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493年签订的划分世界的条约和地图、哥伦布航海日记的手稿、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年的账册、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出版的最早版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最早印刷本(1789年)和《拿破仑法典》(1804年)、德意志最早的铁路路线图等等。
　　二是注重表现“活着”的历史，善于通过现实来表现历史。
　　岁月悠长，历史却在延续。除了书本上的记载和文献、实物、遗址之外，历史其实可以通过鲜活的现实来体现，通过本片不难发现：历史“活”在现实的点滴之中——活在一栋古老的建筑上、一段残破的遗址间，一个偏僻的博物馆里，或者活在当地人的衣食住行中、活在源远流长的典礼仪式上、活在各民族人民的眼睛和心灵中。 与九国学术大家面对面，这在中国之前的纪录片创作中还从未有过。拍摄这部片子，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在总策划任学安列出的一长串感谢名单上，中央电视台领导、广电总局、各国驻中国大使馆、中国驻各国大使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均列其中。以下是本片采访的部分知名学者和前政要：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主席哈里•狄更斯，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国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约瑟夫•亚宁，国际历史学会会长于尔根•科卡，日本文明史学家加藤周一，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阿•奥•丘巴利扬，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弗拉迪米尔•马乌，俄共中央主席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埃里克•方纳，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马来西亚前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
　　三是点睛式的电脑特技运用，还原各国历史的重要瞬间。
　　为了尽可能地帮助观众理解那些遥远的、别国的历史，本片用电脑特技复原了大量重要的历史画面，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探险、荷兰的大型商船队、英国全盛时期进行第一届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的水晶宫、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德国的第一个火车站、美国黑船逼迫日本开国、彼得大帝兴建圣彼得堡、苏联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五月花号抵达美洲等等。
　　所有的电脑复原都严格按照历史留存的图片和史料记载进行，举一个细节即可看出创作者的苦心：葡萄牙、西班牙航海时代的船、荷兰的“大肚子”商船、美国黑船、五月花号船，同样是表现船，但影像呈现均不同，各种船只的细部表现完全依照原样制作。
　　（3）“深描”
　　上述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和详细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目的，在马凌诺斯基看来，是要“理出部落生活的所有原则和规律，理出那些恒久而确定的东西，剖析他们的文化，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这样一种目的，与后来的同样是进行民族志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所提倡的人类学的解释的看法不仅相同。在马氏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大量地看到他对如何“融入”与“遍查”的交待，同时也可以看到他所呈现给我们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正如上面引文中表明的，是“原则和规律”，是“恒久而确定的东西”。正是在最后一点上，吉尔兹与马凌诺斯基出现了分歧。在吉尔兹看来：“理论建构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跨越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吉尔兹从文化的视角进入，提倡一种人类学的解释（或阐释），如何阐释，吉尔兹使用的概念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研究理念。
　　什么是“深描”？“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吉尔伯特•赖尔（Ryle, Gillbert）在探讨“‘思想家’在做些什么的一般问题”时使用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把这一概念借用到人类学的解释（或阐释）中，为人类学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图景上一种新的观念和“范式”，并渗透到其他相关的研究领域，包括传播研究。“深描”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吉尔兹同样借用了赖尔的解释，简单地讲，就是区别出“眨眼”、“挤眼”和“模仿挤眼”几种如果不仔细分析可能会混淆的行为。这样一种工作，正是吉尔兹所追求的“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而这种析解，也就是吉尔兹所说的“双重任务”，即“一方面是揭示贯穿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活动的概念结构——即社会性话语中‘所说过的’，另一方面建构一个分析系统，借此，对那些结构来说是类属性的东西，因本质上与它们是同一的而属于它们的东西，能够凸显出来，与人类行为的其他决定因素形成对照”。
　　吉尔兹把这种民族志的描述的特点归纳为四个：
　　它是解释性的；它所解释的是社会性会话流（the flow of social discourse）；它涉及的解释在于将这种会话“所说过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里解救出来，并以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它是微观的。
　　在吉尔兹那里，对于“深描”强调远远胜过了我们前面说过的“融入”、“遍查”，同时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方面的内容。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崛起》的实地调查。
　　就我们讨论的《大国崛起》而言，如何借鉴“深描”的研究理念来指导我们的纪录片创作呢？就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对一种具体行为的意义的探究。对于整个片子的创作理念上说，“通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进而让我们思考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从事《大国崛起》所描述的九个国家的具体一国民族志研究来说，似乎没有太大意义。《大国崛起》剧组对具体一国民族志的研究，追问的是具体国家在工业化进程貌似相同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区别，如果有区别，这样的行为各自所隐含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英国篇中记录，“在莎翁的历史剧当中，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伊丽莎白女王，当然知道这一点，（但）她并没有下令禁止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 纪录片这样形容女王：当莎翁剧作上映时，伊丽莎白女王就坐在舞台对面的包厢里看戏。再比如，俄国篇中拍摄了托尔斯泰的公墓，很多达官贵人都会在自己的坟前雕一个自己的雕像，而托尔斯泰用草建成一个棺椁的样子，以至于在他的坟前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和他对话。正是由于剧组较为全面地搞懂了具体一国某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之后（与前面说到的“融入”与“遍查”问题相关），才能进行《大国崛起》“用历史照亮未来”的整体探究。

　　三、民族志的是与非
　　对于一种方法（或是方法类型）的讨论，不必一定要把另一种与之不同的方法（或方法类型）作为假象的敌人。尽管中国在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对英国格里尔逊“解说词+画面”表面手法的背离，而转向对美国“真实电影”代表人物怀斯曼的学习，强调手法纪实。就对某一种方法进行评价而言，我们完全可以从具体的方法内部来考察其优劣，不一定完全采取民族志的观察视角。
　　民族志这样一种方法，作为与“一门诞生于印第安部落、太平洋群岛以及非洲家族，后来又变得野心勃勃的学科”紧密相连方法，其内在的合理性与生命力正如与之紧密相连的这门学科一样，不应受到质疑，还具有相当的活力。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在多元化的学术语境中不失其存在的价值。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实在没有进行更多申辩的必要。
　　对于民族志研究中对庞杂的资料处理以及研究伦理问题，在其他相关的介绍中多有说明，同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具体操作层面上的“法无定则”的问题，我不想在此问题上花更多的笔墨。但是从事此类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容易产生认识的偏差以及会引来不必要的误解的两个小问题，在此需要辩明。
　　一、关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问题。“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是马凌诺斯基所强调的一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研究视角，其前提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融入”。就我个人的理解，这一观点强调的主要是一种观察问题与研究者的视角问题，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完全要割断自己原来的文化养成，这一般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同时，也不意味着一个研究者完全变成土著之后就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对于前一点，吉尔兹的看法是：“去研究别人的自我本位观念可以不依赖自愎地建立一种不同寻常的，抵消我族中心观念的能力。”至于后一点，则是对马凌诺斯基思想的误读。马凌诺斯基去世后发表的田野日记在学术界所引起的震荡，在一定意义上与这种误读有关。
　　二、“一滴水不能代表整个海洋”。民族志多是选择一些村落、社区在作为研究地点，用吉尔兹的话来说，“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由此，民族志所选择的典型容易被习惯性地认为能够“发现社会、文明、大的宗教或其他什么本质”。这同样是对这样一种方法（或研究视角）的误解。《大国崛起》中对欧亚美九国崛起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或观点）不能推及与之条件有较大差异的地区，更不能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同类问题。但这也并非是说民族志研究的问题超出了所研究的地点，就没有意义了。这又是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民族志描述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存活于恰如其分地处理特殊性于普适性之间的张力。
　　三、民族志的成果不是“自然实验室”的产物。这样一种误解主要来自对“控制实验”数据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研究资料的极端反叛，想当然地把田野作为理想的“自然实验室”。吉尔兹认为：“自然实验室”的概念同样有害，不仅因为这一类比是错误的，且因为它会导致错误地认为出自民族志研究的资料，较之于那些出自其他类型的社会研究的资料，更为纯正，或更为基础，或更为实在，或更少受条件限制。
　　民族志的做法被应用到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创作中，的确为纪录片创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理论成果，丰富了纪录片创作的手段与理论话语。但是，正如在本文中一再强调的，民族志的方法是从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从而获得了一种具有方法论地位的价值，但它根本上并不是从一种绝对的方法对立的意义上发展起来的。在民族志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与认识论问题上，至今还存在不完善以及诸多被误解、误读的地方。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在不断地学习西方“真实电影”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民族志方面问题，如对《中国崛起》的学习借鉴，既然如此，对于这样一种方法或研究视角的系统梳理、介绍以及对可能出现误解的方面进行必要的澄明，似乎还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罗钢，刘象愚著：《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 莫利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版。
[3] 马凌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