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传人在书写女书。资料图片
用女书写的“女书”二字。
女书常被写在扇面上。
2011年，在全国各大院线热映的电影《雪花秘扇》中，李冰冰、全智贤分别饰演的百合、雪花结成一对一生互爱的“老同”，两人在折扇和巾帕上书写女书进行沟通的场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那书写在古色古香的白色绢扇上的神秘文字，也让女书这一文化瑰宝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女书，它的发现地在湖南。在湘桂地区的一些瑶族妇女间流传的女书，是否就是尚未发现的瑶族文字？而它颇像甲骨文的外形，与汉字又有何联系？
深藏瑶乡的“闺中密语”
在国家博物馆，静静地躺着一件名为《瑶文歌》的纸质藏品。曾经，它是一份“天书”，没人能破解。直到1991年，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其翻拍成照片，寄给了中南民族学院（今中南民族大学）的女书研究专家谢志民教授，谜底才揭开。原来，这份纸质藏品是一名妇女写的书信，上面的文字被称为“女书”。
女书，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因其首次发现于湖南江永县，所以又名“江永女书”。这种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女性之间流传的神秘文字，并不轻易示人，常作为主人的殉葬品被烧掉，因而又被称为“闺中密语”。
1983年3月，中南民族学院哲学系教师宫哲兵偶然在湖南江永县发现了几篇“天书”，并带回中南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专家谢志民等人见到这些文字万分激动，学院随即组成研究组前往江永。
由于女书一直对外人和男性秘而不宣，专家们多方考察，才找到几位年长的女书传人。令人称奇的是，专家考察得到的女书不但写在纸上，还常被写在扇子、手帕上，甚至绣在被面、腰带上。当地女性年轻时，往往从母亲或女性长辈那里学会一部分女书文字，然后通过参加读纸、读扇活动，提高女书修养。
《瑶文歌》上的女书很像汉字、甲骨文，是左低右高斜着写的，字形修长呈菱形，很有女人味。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李庆福介绍，女书有5种基本笔画，即“|”（竖）、“/”（斜）、“丶”（点）、“） ”（弧）、“○”（圈）。用这5种笔画，可以组合成不同文字。
著名女书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回忆，刚开始研究女书时，他们请女书传人说出某个字的意思。这时，她们总回答没有固定意思，需要通读上下文才能确定，但却能马上读出它的音来。
原来，女书笔画按一定位置组合起来，便成为一个音节。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形似汉字、甲骨文的女书，竟然是一种表音文字。
1983年7月，在美国召开的第16届汉藏语学术会议上，研究组提交的《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识》一文轰动了学术界。许多国家的专家闻讯纷纷前往湖南，一探世界上唯一女性文字的秘密。
从抒发愁肠到歌颂新生活
1991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把《瑶文歌》的照片寄到中南民族学院，最终使这份“天书”被破译。如今，谢志民教授已经辞世，不过曾与他一起研究女书的李庆福教授对《瑶文歌》的破译过程印象颇深。他说：“《瑶文歌》笔法清秀，倾斜的字体和我们多次到湖南江永以及周围的江华、道县等地考察得到的女书一样。”
事实上，《瑶文歌》既不是一篇湖南江永的民风歌谣，也不是一篇歌唱美好生活的诗篇，而是叙说了主人公成家后生活的不幸。与大多数女书作品一样，《瑶文歌》是七言一句，其破译实际上解开了女书两大秘密。
首先，《瑶文歌》是一种书信，而在女书中，书信所占比重很大。倾诉女性悲苦的经历，是女书的主要内容。千百年来，女书以奇特的表达方式记录下了流传地妇女的苦难与追求。
从文学上看,女书以叙事长诗见长，语言朴素活泼，善于运用修辞手法，同时还夹杂着方言土话。女书中没有奢华的词藻和晦涩的赘言，它的美是实实在在的。
这样淳朴的美，来源于普通的农家妇女。她们既是女书的作者，又是女书的传唱者和聆听者。农闲时，妇女们坐在堂前、院中，几个结拜姐妹相互传唱女书，自唱自娱，形成了“农家女性沙龙”。
赵丽明发现，书写女书的妇女常用叙事的形式抒发愁肠，有时会运用比喻、对仗、夸张的写作手法。她们常常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真真切切。女书中很少有描写景物的，即使有，也是借物抒情。
女书是古老的，也是与时俱进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千百万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历史脉动，也在女书中有所体现。比如，在《解放歌》中，作者抒发了深刻的认识：“想起以前旧社会，受尽压迫好可怜……青年女权提高了，男女平等一样高。”可以说，随着各族人民的解放，书写女书的妇女们也迎来了新的生活。
“飞过高山岭，飞过大海洋，你我不同村，时时可相谈。”这是李庆福教授翻译的一首女书诗文，名叫《电话歌》。其内容跳出了窠臼，反映出瑶乡现代化发展中的喜人变化，使女书的内容发生了质的飞跃。
渐渐褪去神秘面纱
通过对《瑶文歌》的研究，女书的基本情况似乎渐渐清楚了。然而，又一个问题出现了：《瑶文歌》的名字从何而来呢？李庆福教授说，当初，《瑶文歌》是收藏者从湖南的瑶族妇女手中得来的，因此得名。
联想到女书的流传地基本都是瑶族聚居区，女书似乎与瑶族密切相关。然而，作为表音文字的女书，外形却和汉字有几分相似。那么，女书到底是瑶族文字、其他民族文字，还是汉字的变体呢？
李庆福教授认为，女书就是一种瑶族文字。他曾考察了湖南江华、江永，广西富川、恭城、平乐等地。这些地区是瑶族支系平地瑶的聚居地。李庆福首先从语言规律入手分析道：“比较江永女书书面语与江华、富川、恭城3个瑶族自治县的平地瑶土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地方的语言与江永女书文字的读音基本相同。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图腾崇拜等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经过多年研究，李庆福教授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地瑶使用的语言既不是一种汉语方言，也不同于客家话、粤语、湘语，也不是纯粹的瑶语，而是一种受到汉语影响较大的瑶汉混合语，其中保留了大量古越语和苗瑶语。而女书文字就是用于记录这种平地瑶语言的文字。
那么，女书产生于何时呢？看着女书那古朴的笔画和结构，有人认为，女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先秦时期。通过翻阅考古图片和查找资料，赵丽明发现，很多女书在形体和结构上都与出土的史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惊人地相似。湖南郴州文物工作者李荆林对此考据并推测：刻划符号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很多支系，一支演变为甲骨文、金文；一支缓慢演变为女书。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女书与古夷文、古越文颇有渊源。
关于女书的产生年代，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而民间关于女书产生的传说故事也很多，一些专家最终把目光锁定在女书的内容上面。
“唐宋元明都不唱，且唱清兵不太平。咸丰五年大不利，扰乱人民无处安……”这是一篇名叫《长毛过永明》的女书长诗开头的一段话。宫哲兵教授对比多篇女书长诗发现，《长毛过永明》是女书中叙述年代最早的作品，描述了清代咸丰年间农民起义军在江永一代活动的经过，其中的细节与历史档案记载完全符合。结合深入研究，宫哲兵和一些专家认为，女书产生的时间不早于明末清初。
女书的身世像一座迷宫，其中隐藏着大量奥秘。女书又如同一座宝藏，其中包含着众多历史信息。2006年5月，“女书习俗”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故女书传人高银仙、胡慈珠、唐宝珍的故居也改建成了女书生态博物馆，年轻的女书传人在那里传承着女书。现在，不少女书传人已能创作女书，还能边写、边唱。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关注，女书脱离了传统的闺中密语式的传承方式，实现了多样的传承与保护。而女书的未解之谜，也将在人们关切的目光中，慢慢被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