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3 月13 日，作为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的研究项目“蓝山瑶族仪礼和仪礼文本的综合研究”的课题中方成员，我应日本和德国方面邀请，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一起，乘机赴慕尼黑调查、研讨馆藏瑶族手本。

       当日德国时间17、30 是北京时间的晚上零点30 分，我们一行到达慕尼黑机场。来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以下简称“图书馆”）近远东部负责人，看上去50 来岁年纪，名叫Lucia Obi。与我们打招呼时，她不用等人介绍就能叫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看得出来，为了迎接我们的来访，她事先肯定做了周到的准备工作。当我自我介绍时，我“张”字刚出口，她一步跨上来，紧握我的手：说：“张教授，您好，我们馆里藏有您的书和文章，我在论文里还参考引用您的著作呢，有你们这些世界知名学者来我们馆光顾瑶族手本，我好高兴，好高兴！”说着我向她要了一张名片，中文名叫“欧雅碧”，早年在中国的台湾留学，后来回到德国工作，10年前接任馆藏瑶族手本编目和研究瑶族文化，她到过中国瑶族许多地方，也来过长沙，拜访过瑶族学者李本高先生。她还告诉我，她有一个同事是中国北京人，叫张玉芝。有什么要办的事尽管跟她们说……听她说流利的汉语，还有自我介绍，我的陌生感和语言不通的担心全放了下来，好象我们早就是同行朋友。

       14 日是星期日，因我们在德国居留的时间不多，Lucia Obi 女士便放弃休息，特“开小灶”领我们去馆里工作。这家图书馆已有450 多年历史，是德国四大图书馆建馆最早的，比柏林图书馆还早一百年，原是宫庭图书馆，二战时被飞机轰炸成为瓦砾，很多藏书流落散失了，重建后找回来许多，但仍有少量的藏于别处和民间。

       我们先参观东亚藏书室，所藏中国图书最多，古籍古本也很多，有好大几间屋子。我想到在近二百年中，中国有一些古籍流藏在国外图书馆，第二天就对张玉芝女士说，如果馆里有中国、湖南尚未珍藏的图书，请告诉我们，我的话立即引起了她的重视，记得在第三天就给我送来了她觉得湖南图书馆可能没有的书目。还给我找出了几种《红楼梦》古本，我想从中发现我国尚未发现的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的手本。

       看过东亚藏书，Obi 女士让我们从藏书室推出她早就准备好的三书架约二百多本瑶族手本，每本都用特制的黑色书盒珍存。据她介绍，图书馆所藏瑶族手本有2077 件，目前仅编目867 件。这批馆藏手本系上世纪80、90 年代从英国古董商处买来，并非民族学者的收藏或捐献。这位古董商又是从曼谷的一位泰国古董商处买得。对这批手本的出处，几乎是一无所知。但可以判断，有部分手本在泰国时，即已在不同的古董商间易手过。从几批相当不同来源与日期的手本，却附有与手本内容并无相关的相同说明（如加上几个纳西象形文做标题）即可见端倪。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古董商企图模仿在1970 及1980 年代风靡泰国古董市场的瑶族书卷外貌，以抬高这些手抄本价值。除了在某些手本上提供的时间和极少来源地讯息外，手本的外貌、装订形式与纸张也提供了一些对于手本来源的判断。大部分较老的手本来自中国（部分来自越南）而较新的则来自寮国或泰国。

       但至今还未发现任何在湖南的手本。这么多手本，包括我在内，是在别处从未见过也很难得见的，我们立即翻阅，也根据自已的研究课题和感兴趣的部分抄录。我除了阅读和抄录，也与同行们商讨手本中的内容是在哪些仪式或活动中使用，以及它的研究价值。大家都恨不得多翻阅一些，抄录得多一些，连吃饭都不外出，从商店买来快餐，在Obi 女士的办公室里随便吃一些。

       在图书馆的8 天中，三国专家学者就我们所见的馆藏瑶族手本的内容和价值，召开了二次学术讨论交流会。

       大家认为：这批手本的内容十分丰富，宗教性质的手本有经文、仪礼文本、表奏、秘语、小法等，仪礼文本又包含醮、斋、度戒等众多内容。非宗教性质的手本有道德教化类的书，语言教科书及辞典，神话史诗类文本及歌本，占卜文本，纪录文件，医疗性文本等等。这些都是研究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材料。二是手本中所记录的最早日期为1740 年（乾隆五年），近代的手本则在二十世纪80 年代初期，约有三分之二源自于十九世纪。因为瑶族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很广很深，一些在汉族民俗文化中早已失落的元素，尚能在这批手本中看到，这对研究汉族民间道教及民俗文化很有价值。三是手本保存了一些地方文化尤其是闾山教、梅山教的信息，这是瑶族迁徒流转四方，受周围地域文化影响所致，对研究地域特色文化有价值。四是手本保存了灵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文化信息，这是因瑶族经济文化较后进有关，对人类文化学研究很有价值。在学术会上，我感触最深的是，日本和德国学者对瑶族文化尤其是精神信仰文化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此外，他们除母语，还精通二至三国外语，讨论中，时而讲英语，时而讲汉语，时而讲日语，时而讲德语，交流得十分充分、风趣和幽默，不时发出阵阵笑声，而我却只能依靠翻译了。这又不能不让我记恨“文革的读书无用论”使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学外语的最隹时期。

       在慕尼黑，除了每天从宾馆到图书馆来回乘坐地铁，除了整日呆在图书馆里工作，我们唯一一次集体外出，是参观离图书馆不远的德国国立民族博物馆（StaatlichesMuseum für V.lkerkunde München）, 看了这个馆里珍藏的瑶族宗教绘画，其绘作的档次之高令我惊叹，我在国内好像从未见过。听说是从古董商那里得到的，每张画出自中国瑶族的何地何时并不确知，于是我们帮助辨认和鉴定大约的地区和时期，但仍有些只能说个大概。在我们去的人中，尽管大多数是第一次到欧州，第一次去德国，但他们连去商店光顾一次的时间都舍不得占用，待20 日登机回国前，在慕尼黑机场的商店里草草地买了些东西。这就是教授，这就是专家学者，这就是事业。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您不觉得他们是另一类人吗，你理解他们吗？

       我回来后，有好些朋友问我，日本有瑶族吗？德国有瑶族吗？我告诉他们：德国、日本、英国都没有瑶族，但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收藏瑶族手本和宗教绘画，也有瑶族文化研究所？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用得上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世界各族人们当应增进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共同和平发展和繁荣，虔诚於人类文化的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文化学的专家学者可以帮助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还有大学和文化研究单位，他们要扩大眼界，要提高理论、学术的水平和档次，要获得发言权等，当要尽可能地扩展学术研究的领域，我认为理论、学术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我的这个回答当是不完全的，望朋友们比我想得更多。

       我是第二次去欧洲，我看到的慕尼黑是在二战后重建的城市，所有的房子和建筑都是民族化的，而且几乎没有雷同、各具特色。德国人说他们不认同喜欢他们的法兰克福城市，因为那里有很多的高楼大厦，被认为是美国式的城市。慕尼黑的房屋坚实得好象还可以住上几百年，大街小巷清洁得任何时侯都见不着烟蒂纸屑……，但我回到长沙，看到市区几乎是一色的火柴盒式的高楼大夏，街道上可见废弃物。我也就更多明白我们为何要珍重我们的传统文化，要实现文化的多元化、多样性，要学习别国好的文化和习俗了。

2010 年3 月26 日于长沙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