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群体性

　　瑶族社会具有封闭性，它较少与外界主动交往，不受外来的干扰和侵犯，也不让外来的人杂居其间。在个体思维和智慧不发达的状况下，个人无力猎取野兽、抵御自然灾害或反抗入侵之敌，而以群体行动、群体力量来代替个体能力不足的缺陷，则可维持群体的物质再生产和民族的繁衍。瑶族习惯法的群体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表现出来的，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自然环境、认识论的原因。瑶族《根底话》指出了瑶族习惯法这一群体性特点对于瑶族团结、共存的意义：“我们二十四花山，我们三十六瑶村，我们唇齿相依，我们唇亡齿寒；我们上山同路，我们下水同船，众志山可移，同心海可掏。这样，我们法律才准，这样，我们法律才灵。” 
　　瑶族习惯法是以瑶族地区的若干村寨或家族为基本单位议定修改并执行实施的，重心在于保护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本民族社会的秩序与安定，从价值形态上更倾向于追求安全、秩序、平等，体现了集体本位原则。瑶族习惯法强调个体归属群体，重视群体内部的“序列”，重视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协同关系。
　　在瑶族习惯法中，群体的每一个成员严格说来很少能成为真正的主体，很少能独立自主地行为或不行为，个人笼罩在集体的阴影中。人们不敢离开群体，不想离开群体，不愿离开群体，因而群体的法观念、法思维加于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影响了每一成员主体意识和自由法观念的生长和发展。土地买卖习惯法规定家族有先买权，土地出卖时须先问过家族、本寨后才能向外家族、外寨出卖；村寨、家族内绝户财产归家族或村寨，不允许流入外姓外寨；严格保护山场共享。瑶族习惯法还强调婚姻制度在维护瑶人整体利益中的特殊地位。生产互助习惯法以及许多民族对孤寡残弱成员的生活扶助的习惯法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如贵州荔波瑶麓社会，存在一种叫“播冬”的组织，即由一个共同血缘祖先传袭繁衍下来的血亲集团。习惯法规定同一“播冬”成员有下列义务：凡起房盖屋、红白喜事、生育做寿等，全“播冬”共同操办，客人共同接待。鳏寡孤独、残疾贫困者，共同接济供养不使流落。
　　为了维护民族、团体的整体利益，瑶族习惯法禁止有纠纷、有事情不经本地方寨老、老人处理而擅请外人解决，以防止内部分化。如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的广西金秀《六十村石牌》规定：“一料，众石牌有人事争口舌，山水、田土分界不明，失物、千家百事，千祈要听我石牌判，不得请外方人来包事，害我石牌地方。” 这种缺乏社会分工的集体行动和团结互助，有力地阻止了社会分化，并在代际承传中复制着自足的、封闭的“瑶还瑶，朝还朝”的同质文化。 
      瑶族对违反习惯法行为的处罚，基本形式为集体参与执行，对一些重大的违反习惯法行为更是如此。群体的力量有效地保证了瑶族习惯法的权威。正如美国法人类学家霍贝尔曾明确指出的：“运用强制力的特权，构成了法律中的‘官方’因素。普通或特别认可的作为合法行使人身强制的人，是社会权威的派生。他不必是有合法官衔的官员或有巡警标志的警察。” 

四、具体性

    瑶族习惯法是建立在瑶族成员生活中的亲身感受、习惯法实践的直接具体经验，以及传统的习惯法观念基础上的，表现出整个法体系都主要与具体的事物、具体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特点。瑶人对瑶族习惯法权威性的认识，是基于他参加了议定、修改、讲述、解释习惯法的全体成员大会，亲身感受了喝血酒时的神圣、一致通过时的庄严；是基于他参与和经历了对违反习惯法者的处罚和制裁，亲眼目睹了违反习惯法者被处死、拷打、开除寨籍族籍的下场。在纠纷处理中，某一方能胜诉，是因为在调解时他所得的竹节木棍多，是因为木板上代表他的那一面口子多。这种具体形象的仪式和符号，充分表现了习惯法的直观而神圣的约束力。
　　瑶族习惯法的这种具体性表现在许多方面。瑶族的石牌，有的镌刻有习惯法条文，有的仅竖立一块略带长方形而石面扁平的石头，全体在场者杀鸡饮血酒，表示齐心合力，绝不违反，如有违者像鸡一样死去。有的还用斧在石上砍三下，作为大家决心遵守的标记。 瑶族的“打标为记”对于财产的占有具有直观的告示作用。广西南丹大瑶寨白裤瑶习惯法规定，离婚时只要女方拿出一块布，男的拿一把刀，同到寨后的山脚下，男的以刀砍断布匹，即告离婚。 瑶族早先的土地买卖契约刻木记数、刻木记事。“瑶人在昔买卖田地山林概无契约。凡发生买卖关系，取用同样之竹板二块，符合后，卖者买者及中间人各刻不同样之大小缺刻于合缝上，卖主与买方各执缺刻竹一枝，名为‘梧同’以代契约。近年亦有汉文立约者。” 广西南丹刻木记数、刻木记事的历史不知起于何时，瑶里乡大寨老人黄福平说：“我们古代都是用这种方法，到了民国以后，才有人请汉、壮族文人帮写契，但刻木记事的方法，还有人使用，直到1949年解放后前几年也是这样。”中华民国初年，瑶里乡大寨黄福平老人卖了三挑田给本寨黎东州，地价为十六吊钱，在木帮上刻有大格一横，代表十，小格六横，代表6，合为十六，在横格旁，画一吊铜元贰横，意为十六吊铜元。然后将木板破开，二人各执一片，以作契约凭证。这种木刻，除木质外，有时也用竹筒、竹片来作，但制法完全相同。 这些具体的事物、物件，表达了各民族的某种习惯法观念、习惯法象征，表明瑶族习惯法缺乏概括性。
　　与此相联系，瑶族习惯法也表现出形象性。瑶族由于文明发展程度所限，不能脱离具体事物、具体经验而判断和把握事物，因此就只能用形象进行思考，依靠形象来说明问题、表达思想。英国学者梅特兰曾经指出：“只要法律是不成文的，它就必定被戏剧化和表演。正义必须呈现出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 瑶族习惯法离不开第一手的感性材料，这些材料曲折地反映了某些事物、某些现象的因果联系，尽管其较为简单和原始，但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瑶族习惯法贴近民众生活的表现。
       由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所限，瑶族习惯法不能撇开具体物象作单纯的理论推论，它总是由一定的个别经验去类比另一种情况。当瑶族先民由于生产力与认识能力极为低下，而难以用理性和实证方法来解释主客观世界的复杂现象时，就通过直观性、类比性和猜测性的方式来填补这个“真空”，从而满足自己对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心理存在的认知欲望和需求。由劳动形式和生产关系的特点决定，瑶族意识“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 人们从一个具象物体中去观察另一个具象物体的内容，通过简单联系来分析和把握事物。这一特点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瑶族在习惯法的议定、修改、解释、讲述以及处理纠纷处罚违反习惯法时，在教育后代、主持正义、谴责邪恶、总结经验时，都高度重视谚语、格言、神话传说，用联想、对比、排比、譬喻、借代、夸张等手法，以精炼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把天、地、人、物中的某一具体现象和习惯法直接联系起来，把瑶族习惯法表述得更通俗、逼真、生动、优美，加强了说服力、感染力，表现出瑶族习惯法的类比性特点。

五、稳定性

　　由于瑶族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缓慢，与之相适应的瑶族习惯法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瑶族习惯法是一定的瑶族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因而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自然根源。当某一特定群体成员“开始普遍而持续地遵守某些被认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惯例和习惯时，习惯法便产生了”。 这样的习惯法，适应社会需要，较少变化，就总体而言非常有稳定性、连续性。瑶族社会中残存着不少原始婚姻遗俗，如“抢婚”（通过抢劫妇女来缔结婚姻关系）、“不落夫家”（指女子在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留在娘家居住）、招郎入赘（指从妻居）等，就是瑶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的原始婚姻形态残留。瑶族存在姑舅表婚与妻兄弟婚这一族外群婚制原始婚俗遗迹，瑶族习惯法对此并不禁止，有的地区的规范则持鼓励态度。据载，瑶人“婚姻必妹姊之女，谓之还头。兄弟妻其嫂，弟死兄亦如之”。“婚姻必娶姐妹之女”， 这实际是姑舅表亲，属于亚血缘婚姻，是原始社会族外婚的一种形式。
　　同时，瑶族习惯法是一种从民族成员生活、生产中形成的内在秩序，与瑶人的需要有着天然的契合，习惯法蕴藏着瑶族浓厚的共同心理感情。只要瑶族存在，反映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的习惯法就会长期存在；只要瑶族社会没有发生激变，反映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习惯法就会长期存在。如瑶族的很多习惯法都是从古代一直传承下来的，瑶族的互助习惯法与瑶族的山地民族特点相一致。
　　瑶族的每一个成员从出生到成年直至死亡，无不处在习惯法的氛围之中，受着习惯法的浸染熏陶，同时一直学习和处处模仿，进行内化和强化。瑶族有谚语云：“白天有太阳，晚间有月亮；官家有法律，瑶民有私约。”《根底话》亦云：“有了石牌律，瑶山固如铁。石牌大过天，对天也不容。哪个敢作恶，哪个敢捣乱，即使它是铜，也把它溶了；即使它是锡，也把它化掉。” 这种潜在的影响及长期积淀，使得瑶族习惯法更具有稳定性和不可抗拒性。
　　瑶族习惯法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这并不否认它还有变异的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习惯法也不断处于变化发展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变异是永恒的、绝对的。习惯法主要是靠口头传播、行为传承的，本身就有较大的局限性，各类人员往往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和理解判断作出不同的解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而且生产条件、生活方式、社会阶段的变化，习惯法中也或多或少会有反映。像广西金秀瑶族石牌习惯法的内容，早期是着重保护生产和财产，尔后则着重强调抵御强暴的侵扰。
当然，也有不少习惯法的变化是通过人为的扬弃和吸收，通过主动、自觉的方式变革的。贵州荔波的瑶族曾通过头人废除了“七牛婚姻制”（姑舅表婚）习惯法，重新确立了“四不通婚”的习惯法（一不准与其他民族通婚，二不准与瑶族其他支系通婚，三不准与同宗共祖的人通婚，四不准与姨表兄妹通婚）。 不过，由于瑶族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变化缓慢，习惯法的变化相应也是缓慢的。

六、原初性

　　从法律发展角度认识，瑶族习惯法属于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具有原初性，缺乏明确性、精致性，科学性程度不高。
　　瑶族习惯法主要为禁止性规范，以“不得”、“不许”、“不准”、“禁止”、“禁”等方式规定瑶人的义务，如广西金秀《六段、仙家漕，老矮河三处石牌》中的“凡有客有进瑶做买卖者，或生面不识，不准留宿”； 《三十六瑶七十二村大石牌》中的“八立料石牌有事，不得请别人”； 《六拉村三姓石牌》中的“四公议山中杂粮，物各有主，各种各收，不准乱行偷盗”等。 虽也有一些授权性规范存在，但数量比较少。习惯法对权利的保障缺乏足够的重视。瑶族习惯法不仅规范瑶人的行为，而且试图调整、影响瑶人的心理、意识，规范瑶人的内心观念。神判的存在和相关规范即为其集中体现。瑶族习惯法中，民事规范、刑事规范相混合，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区分不明显。瑶族习惯法对犯罪的认定概念并不非常清楚，量刑的畸轻畸重很突出，处罚也比较残酷，正如《根底话——<石牌话>序》中所指出的：“法律严峻，法规严厉，我们才坐得安，我们才立得稳。” 
　　瑶族的程序意识和程序规范比较弱。虽然调解和审理说理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叙说过程，包括“讲根底”（主人即提起者、原告人讲）、“讲件”（主人陈述事件的经过及理由）、“压话”（中间人即调解人复述主人所述的内容）、“托话”（调解人把主人的陈述内容传给对方）、“驳话”（对方辩驳）、“托话”（调解人把对方的驳话传给主人）、“回话”（主人对双方驳话的回答）、“破事”（调解人据习惯法处理、判决）、“料话”（调解人当面告诫双方日后要共同遵守的原则，嘱咐双方和好应做的事项，嘱咐双方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等， 但是程序规范总的说来比较简单，程序规范的效力往往受到挑战，不遵守的后果也不明确、不一致。
　　在法的责任承担方面，瑶族习惯法比较强调责任的共同承担，株连家族甚至亲属邻里。瑶族习惯法通常规定一人违法若不检举，则全家受罚。如清宣统二年（1910年）广西金秀瑶族《桂田等村石牌》明确规定：“各不得停留歹人。如有此事、令十甲严查。一家犯罪，九家同论。” 民族成员主体的独立性较为缺乏。
　　瑶族缺乏专门的法机构，也不存在专业的法律人士，没有代理人。瑶族没有专门的习惯法执行机构和专职人员，调解者和审理者基本上是义务的，没有报酬。如清道光二年（1822年）广西金秀《门头、下灵、黄桑三村石牌》就规定：“请老不许食银，不得杀人。” 这就明确要求老人为瑶人排难解纷，不许有受贿赂、抽扣部分罚款等的行为，更不许任意杀人，解决纠纷属于纯粹义务性、公益性的活动，这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所限，社会分工尚没有形成，法律职业者阶层还没有出现所致。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瑶族逐渐受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特别是瑶族在明代就引进了汉族的文字，因此在法的技术方面，瑶族习惯法也有发展和提高。
　　瑶族习惯法经过了由不成文到成文的历史演进过程。初始是口头流传的不成文法规，如贵州荔波瑶麓的习惯法由头人或专人传诵，传诵一般在“熟霞”祭祖、丧葬砍牛、喜庆结婚等瑶胞云集时举行，内容为重申古规古训，如丧葬砍牛时唱的“煮劳”歌、念的记公词、结婚嫁女时唱的“时霞”歌等。这是瑶族习惯法的初级表现形态。瑶族习惯法的中间过渡形态是立不刻字的石牌。有些瑶族地区，习惯法条文并不镌在石上，却也要竖立一块略带长方形而石面扁平的石头，作为石牌。这块石头要在开会以前竖好。竖立这种石牌时，须举行一种简单的祭祀仪式，即在石牌前杀猪杀牛，烧香化纸来祭它。 口头议定规约后，当众宣布，立石牌以为标志，不刻字。随着社会的发展，瑶人中识字的逐渐增多，习惯法的内容就用文字来表达了，石牌也由不成文石牌（或无字石牌）演变成为成文石牌。这是瑶族习惯法的高级形态。 广西金秀瑶族的石牌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习惯法中比较少见的类型，反映了瑶族比较全面的社会认识能力和比较高的法律议订水平。瑶族石牌习惯法有不同的称谓，如“料令”、“律法”、“班律”、“律规”、“规律”、“条规”、“规条”、“律”等，还有称“五料三朵”的。每件石牌最简单的只有三条，一般为五条到十五条，进行了条理化的表达。 如1822年的广西金秀门头、下灵、黄桑三村石牌即为综合性的规范，虽然条文不多却涉及纠纷解决、头领义务、商品交易、行为禁止等内容。 瑶族习惯法既有综合性的规范，也存在组织生产、禁偷治盗等方面专项的规定。
　　成文的瑶族习惯法的结构一般包括序言、正文、订立人、时间等，下面这一红瑶地区的广西龙胜潘内杨梅屯的规约就比较典型，其序言为：
　　盖闻奉上明文，以截盗源，以靖地面，而安善良事。窃思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乡本邑瑶民，历年安分苦耕守法，礼依酋长而不乱也。上古之民，夜阁不闭，道今不古。□□□无籍，流离逃窜之徒，三五成群，四五余党，昼则壁上之虎，夜间云里之龙，身鸡犬不得安眠，带撬刀打墙挖孔，害良无厌，目击心伤。乡村无一宁户，我等齐心协力乡禁止，□□谆谆公议款条，开列于后，大则送官究治，小则贼游团公罚。
这一清代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序言概括清晰、说理充分、表达清楚，水平较高。
瑶族习惯法方面的文书、契约种类比较丰富，已经发现的有入赘合同书、离婚字据、断卖男孩契约、断卖田地契、典当契约、批山地契（租佃山地契）、借钱契据、和息贴、神判书等。 这样多样的文书在其他少数民族习惯法中较少发现，表明瑶族习惯法在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中有其特殊的地位。

七、神威性

　　瑶族习惯法还依靠神的权威支持，具有神威性。 瑶族社会宗教、迷信氛围浓郁，宗教、迷信对瑶人的感情、情绪和行为有广泛影响。瑶族通过习惯法对各种宗教、迷信的仪式、活动、节日等的规范，加强了群体成员的神圣感。 瑶族宗教信仰方面的习惯法强化了神秘力量的存在，任何违反者都将受到报复和惩罚，从而实现瑶族社会的秩序与公平。
　　宗教生活在瑶族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瑶族习惯法对宗教信仰、宗教职业者、宗教活动和宗教节日等进行了规定，从而对人们的行为和民族的发展、民族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广西金秀大瑶山瑶族的宗教信仰中保留了不少原始宗教残余。在观念上，瑶人认为宇宙间万物皆有灵，认为山有山神、水有水神，草木禾石皆有魂，生禽猛兽、风雨雷电也有神灵。瑶族人民认为大自然的一切现象都有灵感，便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发展成为对自然物的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并形成了相应的习惯法规范。 依习惯法，瑶族所敬奉的神祗多而复杂，除少数是本民族的人、神外，有儒道两教的神，还有壮族、汉族有真姓名的人神，这些大致可分为人类始祖神、自然神、民族神、祖先神、保护神、祖师神、兽神等7类。瑶族几乎村村有庙，少者1个，多者达十几个，主要的有社王庙等。瑶族主要的祭神仪式有祭社王、做洪门、做功德、游神、做盘王、祭甘王、度戒、还花等。个人生病婚丧大事等还有送小鬼、送关煞、送大鬼、破六甲、开坡催生、除秽、安名、收花、安龙、送魔鬼、架桥、出嫁补福、迎亲、打太公醮、丧事打斋、谢坟、挖墓迁葬、造房上梁、安神龛祖先灵位、择日子等宗教活动。
　　瑶族习惯法受原始宗教、迷信影响比较明显。如广西上林正凡瑶族通过公约即习惯法时，要杀鸡饮血酒，表示共同遵守，并各自签上名字，然后生效。 在云南元阳等地瑶族中，用簸扬选举、打卦选举、占卜选举等神裁方式产生寨老等头人。这些选举方法，都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神秘色彩。 瑶族社会生活的其他习惯法规范，也受到宗教、迷信的广泛影响。在广西南丹白裤瑶地区，也存在春耕前祭祀和头人带头生产的习惯法。每年的重大农业节气做农活，都由头人首先动工，然后民众才能跟着去做。每年春耕前都要召开“油锅”会议，由油锅头人召集全体“油锅”成员到山上或土地庙前祭祀“油锅”鬼，祈祷它保佑农业丰收，鼓励大家要按季节劳动生产，适时耕种，不误农时。祭祀之后，由庙老或“油锅”头人象征性地动手破土，大家把祭品就地聚餐，然后回到各自的地里，放火将砍倒的草木烧成灰烬。 
广西全州东山瑶赶山捕猎驱猛兽，要根据习惯法祭祀猎神，猎神祭祀分猎前和猎后两步进行。东山瑶猎神祭祀带有神秘色彩，祭祀时除猎头与猎手外，不准其他无关人参祭，而且多在鸡叫前的深夜行祭。习惯法规定，在祭祀场参祭者必须为在此前没有同房者，要求参加者神态严肃，不准打赤膊，不准说话，更不准发出声响，否则就是对神灵的不敬，会遭到神灵的严厉惩罚，“出猎凶多吉少”。因此祭祀过程中人们非常自觉也很虔诚。
　　与此相联系，瑶族有关丧葬的习惯法也比较丰富。人类学家认为，丧葬规范起源于人对死者鬼魂的恐惧，由此产生祖先崇拜的信仰，在这种心理下，生者对死者遗体作一番处理，并有一套象征悲恸的仪式，希望死者顺利到达另一个永息的世界中。 瑶族有关丧葬的习惯法，主要在葬制、葬地、葬仪(停灵、入殓、祭灵、埋葬)及服孝这几方面，包括处置尸体与安顿灵魂的初丧规范、生者对死者哀悼的治丧规范、送亡灵“上路”的出丧规范、墓葬的等级差异和尸体掩埋的墓葬规范、葬后的祭祀规范等，充分反映了瑶族生者缅怀死者的心理状态。 瑶族习惯法具体规定采取何种丧葬形式，与瑶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都有关系，各种葬式主要都围绕鬼神崇拜及其人们的功利目的进行。
瑶族习惯法这种神威性还表现在纠纷解决方面。神判是瑶族社会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神判是以非人的神灵为后盾的解决氏族成员的争端和纠纷的一种裁决方法。为了维护瑶族的共同利益，惩罚违反习惯法的行为，瑶族便利用人们的神灵崇拜观念和对鬼神的膜拜心理，“有罪或无罪的证据常求之于超人的权力。谳定的权委于神灵，而以占卜及神断的方法探神的意。问神的话是一句率直的问题，要求‘是’或‘非’的一句答案”。 社会需要和人们的神灵观念决定了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神裁是重要的习惯法，在瑶族成员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只有把它放在神和惩治的法律的庇护之下才能维持”。 根据习惯法，瑶族的神判主要有赌咒、占卜、砍鸡头、杀鸡砍狗、进社、装袋、烧香、捞油锅、喊话和射箭等九种方式。神判是瑶族解决纠纷和冲突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弥补证据的不足。瑶人把违法犯罪行为解释为违背了神的意旨，渴望借助具有超人威力和无穷智慧的神，通过神力救济来惩罚真正触犯了神灵的人。神判主要针对违反习惯法者的内心世界，以“万物有灵”观念为基础，在瑶人神灵信仰、神灵崇拜的背景下发挥作用。

结语

瑶族习惯法是瑶人生活的产物，来自于瑶族社会实际。瑶族习惯法具有原生性，有着明显的自生自发的朴素性，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无法理性地解释和说明丰富多彩的法的现象。由于瑶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比较缓慢，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瑶族习惯法较少发生变化。随着瑶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相互交流和交往的增多，瑶族习惯法与中央王朝法律、其他民族的习惯法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瑶族习惯法的包容性、交融性逐渐明显。由于发展阶段、内部支系等因素影响，瑶族习惯法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需要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玉时阶写的, 我看过他文章.

还有一个叫彭兆荣的,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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