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胜的瑶族有红瑶、盘瑶、过山瑶等支系,各地瑶族迁徙情况较为复杂。盘胖村一带瑶族中以陈姓和蓝姓人家为多,据他们的族谱记录,这里的瑶族祖先原居江西泰和县,后迁到贵州古州(今黎平),再到龙胜县大罗,又再到广南乡平坝寨,再到广南乡甲江寨,最后搬到盘胖。戴姓人家从湖南通道县迁来。金坑原属兴安,后划归龙胜,这里的瑶族以红瑶为主,汉人称其为木瑶。“金坑瑶族系木瑶,木瑶古由青州大卷,迁居石从石脚、金鸡宝洞,留麻石座石门城。又据当地老人讲,他们祖先先到金石,后被汉人赶到金坑。”龙胜三门乡同列屯居住着花瑶,他们的迁徙情况是:陈、凤、戴姓祖先原籍为湖海(地名无考),后迁至广东,再到湖南宝庆凤家山,后再迁到广西义宁县崩山(今属临桂县),后又迁至义宁黄沙、雄巴岭、野猪塘,再次搬到龙胜大罗乡同列屯,其后,又有一部分迁往文南乡盘胖。蒲姓的祖先原居河东,后迁往贵州西边山,再到广西融县的长安、东岭,最后到龙胜大罗乡同列屯。而在中禄杉树坪有一块民国四年(1915年)立的石碑,上记载:“吾祖明朝由山东省青州大巷而来,沿途无词(祠),直至金坑立基业纬成家道,择配贤室,而育百子千孙。”后面写有大茅界、下埠、田头寨、大寨、新界、翁江、翁柳、金家寨、中禄上下寨等地的户数,由此可见,这几个地方的瑶族都认为他们是明朝时从山东迁来的。龙胜白水、大洞等地的瑶族祖先,原先居住临桂宛田一带,因不堪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遂迁于龙胜的高寒山区,至今已有6代。按每代20年至30年计算,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由此可以推测,他们迁入龙胜的时间约为清中后期。潘内红瑶迁入此地时间,据当地粟姓传说是在明嘉靖初年。迁徙路线是从山东到江西,转到湖南,后进入广西资源粟家大坪,最后迁来此处开荒。

阳朔瑶族主要是蓝靛瑶和红头瑶,据嘉靖元年(1522年)平乐府垦印照记载,阳朔瑶族有赵、邓、李、盘、蓝、唐、蒋七姓,其中赵、李、邓三姓瑶于明代来自湖南千家峒。他们迁徙的路线为先至广东肇庆府,后移居广西平乐府三乡津,最后定居在阳朔富和里、兴仁里等地。

灵川县瑶族流传的《桃源洞歌》:“祖在湖南妹在州,祖在湖南桃源洞。妹在贵州双水沟。桃源洞里有田洞。”

可见他们认为自己是从湖南千家洞而来。全州、灌阳、兴安瑶族迁徙情况较为复杂,迁来的时间难以弄清,路线也只是传说。灌阳瑶族传说其始祖原住江西,因当时雷天通、李天义打劫烧杀,无恶不作,因此众民逃散,土地荒芜。瑶族的祖先凤福安、李元应、邓更宝、赵泽胜、盘廷宗、郑海德等六姓祖公,就由江西逃到钦州,又转道道州(湖南江华、永明)经平阳坡,最后转来灌阳观音阁。现居灌阳已有数代。另有说法是他们祖先开始是从江西出来,先到了广东的钦州,后又搬到广东天连山。凤姓有一些人就住在天连山。其他人又搬到恭城平原簸箕洞,在簸箕洞有一部分人改姓俸,后又搬到灌阳观音阁桃源洞。灌阳观音阁有两个匪盗,一个叫雷通天,一个叫李通地,无人敢去对付。衙门召集瑶人去打他们,结果瑶族祖公将两个匪盗杀了。衙门因瑶人有功,封瑶人在观音阁一带刀耕火种。当时有所谓:“兵守前方,民守中间,瑶守后方,并免税役,由瑶民开垦”的说法。从那时起,瑶人凤福安守牛河,邓承信守天门坳,李应元守大门头,盘田宗守盘河,郑海德守兴安与灌阳交界的漠川大界,邓宝根守小河江源口。当时,凤、盘、沈、梁、李姓的一部分,搬到兴安漠川洞居住,凤家住漠川杨美渠,沈家住四十公田,盘家住榜样和十马元,梁家住房子源。在洪武初年,瑶人即被赶到现在居住的地方。灌阳瑶族迁徙路线有四:一支由全州第四区移居而来,散居在盐田源、杉乐源和大源东北角。主要有盘、沈、凤、梁、粟五姓,称五姓盘瑶。一支由全州东山区迁移至此,现散居于青塘、玉溪、上下泡、鹤龙、秀凤,主要盘俸两姓,称东山瑶。一支由桂林两江、义宁等地经兴安、漠川而来。据说洪武二年来灌阳平“瑶匪”,后因有功,封居盐田源一带,防守前山后隘,主要为袁、梁、侯、罗四姓,称白岭瑶(他们习惯穿白衣领)或四姓瑶;一支由广东肇应府峰山县铁陵山来。据说洪武廿五年来灌阳平“瑶匪”雷五子,后居鱼条江、大小河江,再后发展至陡水、贤伦、文化、华山(城厢一带),主要有赵、梁、郑、俸四姓,称为“狗头瑶”或过山瑶。

从灌阳瑶族的上述传说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灌阳瑶族一部分是从江西、湖南迁来,一部分是从临县兴安、全州、龙胜、临桂迁来,迁来的时间应在明初,是统治者为了镇压瑶民起义,推行“以夷制夷”的结果。从史实上看,明初广西灌阳发生了瑶民起义。洪武二十六(1393年),“初广西平川等三十六源瑶贼作乱,攻劫县治,诏宝庆卫指挥孙宗总兵讨平之”。

明中期以后,随着瑶族起义的不断爆发,临近各县瑶族纷纷迁入该地,康熙年间修撰的《全县志》卷2载:“自正德乙亥,贼大猖獗,其后占据遂繁。……灌之富人又引古田僮、夹板瑶,散布田间”。全州瑶族的来源以湖南为主,据民国年间的《全县志》记载,全州东山瑶的盘姓明初迁自道州,尔后一部分又迁往本县各地。荔浦清福乡波兴、坪冲、六均、六洋等地的瑶族主要是冯姓和赵姓。冯姓瑶族自称系十二姓瑶族后裔,他们自从在道州浮桥离散之后,经过永明县进入广西境内,又经过若干地方到达荔浦县的海洋圩。在此,子孙长大后分家,散居附近各村。按字辈算,有7代了。按每代20年算也有140年了,由此推知,他们迁入此地的时间为清中期的嘉庆、道光年间。赵姓有两个不同的系统,一支由广东乐昌县到千家洞,然后经湖南道州、永明入广西,后到荔浦海洋圩,之后到红冲,最后到九扌尺村,有六代人,按上述计算方法推知他们迁入此地的时间同为清中期。另一支从其手抄的过山榜中可知他们的迁徙路线为:广东乐昌至湖南千家洞,又辗转入广西岑溪,再到荔浦大轮村,又到坪冲。有四代人,故迁入时间当为清末。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桂东北地区瑶族虽多从湖南迁来,但也有部分瑶族由广西逆向向湖南迁徙。在蓝山县,有从平乐迁去的瑶族,在江华县也有部分广西瑶族迁入,据江华濠江乡斑竹源冯腾连抄的十二姓瑶人来路总图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盘赵二姓会合,到广西桂林省落居二载。又到平乐府东门八宝村居住一年。洪武四年因冯姓益偷桂林库银,被迫逃到广东连州杨古山居住。冯姓便改为‘凤’姓。然后盘、赵、郑、凤、沈、周七姓又会合迁到江华所辖的上五堡的金子村居住”。

综上所述,明清时桂东北地区瑶族迁徙从原因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受统治者残酷压迫,被迫迁徙。二是受饥荒威胁,为逃避灾荒而主动迁徙。三是因戍守而发生的迁徙。从迁徙路线来看,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以邻省湖南迁来居多,兼有江西、广东等地迁来,形成圆弧形向心迁徙。二是桂东北地区间的瑶族小范围迁徙。三是少部分瑶族以桂东北作为起始地向交趾的长途迁徙。

三、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瑶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影响

明清时桂东北地区瑶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以及这一时期瑶族的不断迁徙,决定了瑶族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各民族必然要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接触交往。随着交往的加深,瑶族与其他各族互相学习又互相影响,从而推动了瑶族的进步与发展。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文化上,瑶族没有本民族文学,记载事情仅靠歌谣流传。由于不断与汉族接触,他们便逐步接受并学习汉族文化,这有利于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如清光绪时全文炳编《平乐县志·风俗》记载了当地的瑶族:“瑶獠之居咸弃卉服而袭冠裳,挟诗书而讲礼义”。又据《广西通志》卷278记载临桂平地瑶:“性淳谨,习汉文字,与民杂作,或通婚姻”。有的甚至还参加科举考试,并中榜,如全州“建恩二乡瑶,风俗与民同,有子就学列博士弟子者”。在恭城县势江瑶族居住区,明万历年间还出现了恭城瑶族自办的最早的社学——势江社学,这是由瑶族贡生俸希贤等人专为解决势江五姓俸、卢、唐、陶、陈子弟上学问题而联合创办的,直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才废cp。清时富川花山瑶村“今渐次有读书作文游庠序者,国朝风化于兹为盛矣”。这都说明部分瑶族同胞在与汉族杂居当中,所受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瑶族受汉族文化影响还表现在瑶族自身流传的典籍、书信、谱牒及歌谣中。如明清时期桂东北各地瑶族抄录的过山榜,各地瑶族的家谱、族谱、碑记、乡规、民约,恭城、富川瑶族流传的《千家洞流水记》、《千家洞古记》等史籍都是用汉文写成,瑶族之间的通信也是采用汉文,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要写成这些东西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地区瑶族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杨家将》等民间故事,可见瑶族与汉族在道德观念上具有相同点。此外在节日活动内容上,每个人的名字含义里以及宗谱的排列方法上,都可以看出瑶汉两族在文化上的深远联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尽管瑶族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仅限于极少数人和个别地区,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地区的瑶族文化水平仍是比较落后的。

第二,在风俗习惯上,瑶族与其他民族如汉、壮、苗等民族互相影响,风俗逐渐趋于一致。如富川县:“僮即旧越人,来自古田,散居于花山西乡诸村,俗与瑶同”。平乐瑶族种类较多,“壮与瑶杂处,风俗略同”,这种风俗的相似性完全是瑶族在迁徙中与壮族长期杂居相互影响的结果。但比较而言,明清时这一地区还是以瑶汉两族间的影响最大。恭城地区瑶汉过“派赖”年习俗,以及恭城、富川、龙胜、贺县、钟山一带人民喝油茶习俗,都是受瑶族影响而形成的,“客至其家,不问熟悉与否,概由妇女招待,敬以油茶,客能多饮,则主人喜”。全州东山瑶族:“东山瑶与民族密迩,渐染华风”。在婚姻习尚方面,恭城瑶族受汉族影响最为明显。当地瑶族过去没有坐轿子的习俗,到了清宣统年间牛尾寨的瑶族才开始乘轿。清《恭城县志》卷1载:新合瑶族“十月朔祭都贝大王,男女各成行,连袂相携而舞,谓之踏瑶。意相得,则男女咿鸣跳跃,负所爱者而去。奔入岩洞,摘柳避人,遂成夫妇。或遇社日,男女聚歌游戏,成婚不论同姓,不用花轿,亦无茶会,极其自由”。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清初当地瑶族的婚姻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思想文化的渗入,当地瑶族在清代中后期也采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

第三,在语言、服饰、生产等方面的互相影响。由于与汉族长期交往,瑶族不仅学会使用汉字,也学会了汉语。“义宁瑶有三,一曰盘古瑶,……能汉语”。恭城平地瑶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多用汉语,如还清兵愿时,用的是广西普通话,在还盘古愿时,间或也夹些官语,只有在还祖宗愿时才用瑶语。黎姓山公瑶则用广西普通话。当地瑶族人民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桂林话,黎姓瑶族过去讲的是土话,后来因与翟姓汉人住在一起,原来的土话已不会讲,而完全讲翟家话了,最后才以讲桂林话为主。这一地区瑶族由于常与汉族相互往来,大部分都能操普通官话,男女衣饰大致也与汉族相同。同时瑶族也有通苗语、壮语的,当地汉人也有通瑶语的,这都是民族间交往增多的结果。如全州东山弄岩的一些汉人,由于长期与当地瑶族接触,已通晓瑶语。服饰上桂东北地区瑶族也受其他各族影响,如平乐瑶族“咸弃卉服而袭冠裳”,而龙胜红瑶据说是因为瑶族迁徙经马堤时,见苗家女多着裙,遂模仿她们,因喜红色,故称红瑶。同时也有一些汉族因受瑶族的影响而改着瑶装的,在全州东山瑶族聚居区,有些汉族妇女就由汉装改成了瑶装。生产上瑶族受汉壮两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交换生活物品、生产用具与农业生产方面。明清时桂东北地区设有瑶圩,即专门供瑶人交易的场所。恭城三江的瑶族一直流传,当他们最初来到此地时,当地已经有一些叫做“郎公”的人居住着,他们人数并不多,讲的是官语。瑶族刚来时,正是四月青黄不接之时,瑶族纷纷向郎公人借粮食充饥,每借必得,从未遭到拒绝。瑶族每天出去打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于是郎公人劝说瑶族从事生产。后来,郎公人自动迁到淘川源口的郎公村居住。瑶族信奉的庙宇与偶像,都是郎公人留下的。郎公人走后,瑶族人即开始种地。从他们的传说分析,这些郎公人讲官话,很可能就是定居此地较早的汉族,当地瑶族所用的生产工具,多数是从汉区送来,再经自己加工而成的。

第四,瑶族与各族的融合。瑶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出现互相融合的现象,既有瑶族融合汉族之中,也有其他民族融合到瑶族之中,但瑶族与汉族融合却是主流。“沿边省民与瑶犬牙者,风声气习,及筋力技艺相当,或与通婚姻”。处在桂东北南部的平乐,瑶族与汉族的融合就非常突出,据民国年间出版的《平乐县志》记载,当时“瑶亦有数种,有熟瑶,有生瑶,有白瑶,有黑瑶。生瑶在穷谷中,不与华通,熟瑶与州民同化已久者,自忘其为瑶族壮族,外人亦几难分辨”。很显然,这种融合不可能在民国时才开始,而是早在清代或更早的时间就已开始了。恭城三江牛尾寨的黎姓瑶族据说由汉人入赘而来。龙胜盘胖瑶族的黄姓人家相传从前是侗族,其姓名字派与现在的宝赠侗族黄姓人家同。这种情况说明,瑶族迁徙到此地后与汉侗等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总之,明清时桂东北地区瑶族与各族的相互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随着瑶族定居的逐步完成,这种影响愈加广泛,愈加深刻,结果是使瑶族的社会生产等各方面得到发展,从而为开发桂东北边远山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文献通考》卷328《四裔》。

②富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川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清光绪《富川县志》卷12《瑶壮》。

④道光《龙胜厅志·风俗》。

⑤⑥⑨谢启昆《广西通志》卷278《诸蛮一》。

⑦阳朔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阳朔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光绪《平乐县志·风俗》。民国《灌阳县志》卷2《舆地》下。姚舜安:《瑶族民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七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明太祖实录》卷243。《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恭城县志编委会编:《恭城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ct民国《钟山志》卷16《瑶壮》。民国《全县志》第二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