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南方论坛看到“岭南文化的起源”；“岭南文化发祥地”起源肇庆封开一说。本人在这提出置疑。
      首先我们知道文化是随着历史变化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与文化的磨擦产生新的文化；物质条件的改变和环境的变化也会产生文化的变种，这些都是文化变动的因素。但黄河之水不可能天上来，文化再怎么变化发展都应该有个根吧？河有多岔，树有多根，找到最大的根应该就是文化起源的主流了。
      人类的文化当然人就是主角了，从岭南的各省（广西，广东，海南）来看，可以分为汉族的广府，客家，潮州人和北方语种的汉人以及少数民族中的壮，瑶，畲，黎，苗等等了。
      说人那当然是从古人说起了，1958年在广东最早发现古人类遗址的是曲江马坝的狮子岩。经铀系法测定，其年代有12.6万年。从此石峡文化诞生了。1978年封开人牙化石经测定，距今年代为14.8加减1.3万年，由于古代人类发展缓慢，可以看出马坝人和封开人是处于同一时期，若严加考证似乎两颗呀的测定有1.3万年的浮动指数已经带有不准确性很难确定谁更古老一点。而用两颗牙来盖棺定论对于专家实在是有失严谨，笑，比马坝人早两万年看来只是一相情愿了。科学家们可以算出谁更古老，却不能算出谁更聪明点吧？古人对5000年以前开始的文明的影响很难考证，继续讨论下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广府人多起源于那呢？我们不禁想起了南雄的珠玑古巷，那里是广府人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广府始见于《明史  地理志》。客家的地域观念更深。广府系兼有河谷平原。三角洲平原、山地、丘陵、台地。广府系移民是在一个自然条件丰富，但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中。
      广府地区各姓氏族谱大多记载自己的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珠玑巷是北方汉族人到广东的一个重要落脚点。秦汉时期，有部分汉族越大庾岭进入粤北。唐五代时期，人们越大庾岭后，多在南雄盆地定居下来。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以后，大庾岭取代湘桂走廊和骑田岭，成为进入岭南的重要驿道。两宋时期，有两次大的移民迁徙，一次为北宋末；一次为宋末元初，他们都是由南雄南下迁入珠江流域。祖宗故居珠玑巷
      广东不少人，只要谈起祖先，就说从南雄珠玑巷来的。珠玑巷，是南雄县城的一条街，再往北约40华里就到梅关。整条珠玑巷长约1华里。珠玑巷现有张、雷、周、何等姓。张姓在此定居最久的。据说张姓的远祖张辙在唐代就定居此地，当时叫敬宗巷。张辙地儿子张兴，唐敬宗以张家七世同居，而赐张兴珠玑绦唐敬宗死后，张族人因为敬宗巷这一名称和唐敬宗的庙号相同，为了避讳，便该叫珠玑巷。
      另一种说法：南宋初大量的人南迁，，特别是到了宋末，他们经过江西，越梅岭，到达南兴，聚居乡野。有许多人来自开封府的详符地方，详符有珠玑巷，他们不忘故土，所以在南巷暂居的村落也称为珠玑巷。由此珠玑巷成为广东许多族姓的祖宗故居。
      但华南理工大学的谭元亨认为广府民系并不是珠玑巷开基的，珠玑巷仅是这个民系后来容入的一部分。否则，无以解释在南宋之前，操着今日白话的粤人属于哪个民系或民族。
      首先我们知道广府来源的主流说法是珠玑巷，而谭元亨仅仅是一家之言而已。当然谭元亨的言论也值得去考究一下。我从广府的来源说，肯定的是广府是汉人的一支，那么必然的是从北方迁来的。既然是迁来的，那么广西也是岭南，广府人经西江进入广东那么广西才是广府人的发源地。所以封开是广府的发源地就无从说起了。或许有人问要是广府根本就不是汉人的一支呢？那么封开就可以西进广西到下广州形成广府这一民系了，笑，广府人那么多族谱不可能全是伪造的吧？广府不是汉人又何从说起呢？
      客家和潮洲人就没什么好说的吧，不过文章既然美其名：岭南文化的起源，那么就多累累看官的眼睛了，客家人来源主流观点是：
      客家形成于何地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有种种说法：有的说成于赣南，有说成于汀州，有的则地域更为缩小，如石城，宁化，石壁等。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形成于闽粤赣边区这一广阔的地区。至于客家人如何迁入岭南，这个可以主流观点是东入梅州，北入韶关，连州，并广泛的在广东各地散居。最后迁入广西，海南等地。这就是客家在岭南形成的大致。
     至于潮州人起源于西晋时期中原人大规模南迁，有些移民从福建南部进入韩江流域，然后在那里定居，视为福佬。宋元时期，福建就有不少居民向广东东部迁移，明初至清中叶其间，更有大量的移民迁入粤东南沿海地区。
     客 家和潮州人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和肇庆八字都没有一撇。广泛分布于桂北已经桂中的桂柳官话属于北方语种的一支，他们也是岭南文化形成的重要力量，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深深的沉淀在岭南文化中。
看到这看官们是不是觉得一开始所谓的“封开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是一个误区，所谓的专家说的只是广府的发源地而已，而且这个发源地很值得商榷和质疑。这里应该有人说，广府，客家，潮州人的迁入有时间的前后。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文化开始都是很独立的，互相不交叉，这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特点，所以时间的特性也就显得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除了从人的种群看，文化还可以从经济，军事，政治，宗教等问题去看。
     文化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当然就是古人的著书立作了。
     岭南第一人首推张九龄，唐朝始兴属曲江地出生（有称籍贯）始兴隘子又称张曲江和始兴开国伯。
     其一：他与陈子昂一起对唐诗笔风的改革为不仅仅是对岭南文化的影响，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其二：他开凿了梅关古道，为岭南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其三：张九龄为相时，采拔幽滞，引进直言，野无遗贤，朝无阙政，在用人、理财、为政等方面显示了很高的能力，政绩颇为出色。他的出色政绩，也是开元盛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四：张九龄在作风上也是一位正直之人，从社稷国家利益出发，他敢于主持正义，敢于直言进谏，甚至敢于冒犯龙颜。他在这方面有不少惊人的举动。
     其五：张九龄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品格不俗，气质高雅。高洁贤贞、正直不阿是张九龄的可贵品格，他常以丹橘自喻，表示自己有岁寒之节，犹松柏一般，不屈从权贵，不追逐名利，一切皆服膺公理。张九龄气质高雅，风度翩翩，不知倾倒过多少人，就连玄宗对他的风度也非常喜爱，大加赞赏，以至于在选官时把张九龄的风度当作标准和楷模。当有人向玄宗推荐官员时，玄宗总是要问及风度气质如何，风度高雅到什么程度，能与九龄相比吗？
     以上五点足够称为岭南第一人。
     封开人莫宣卿30岁便OVER了，其后人又怎敢称之为岭南文化的开山鼻祖？他为岭南做的贡献何在？

      经济上：明代以前，粤北经济一直在岭南各地中领跑，直到明代以后，珠三角才逐渐赶上粤北。现代为经济作出杰出贡献的多为粤东人（潮汕和梅州）。公元三世纪时已有阿拉伯商人从海道来中国，广州成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而粤北则成了我国南北交通的要冲，历史上几条著名的南岭通道中，有三条通过粤北。这三条大通道分别是大庚岭通道，骑田岭通道和萌诸岭－－九嶷山通道。水路交通干线一为浈水，逾大余岭山隘过江西为小北江，逾骑田岭上湖南。到了东汉时期，桂阳太守周昕整治了第三条沟通岭南岭北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南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粤北地区的开发进程。
     如果说两汉时期是粤北经济的起步阶段，那么，晋末南朝则是长足发展时期，到了唐宋时期，粤北的文明已经辉映岭南了。
     东晋末年，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动荡的生活迫使大批中原居民南迁入粤，而入粤的流民又大都先在粤北驻足，然后才定去留。因此，粤北地区的人口骤增。据史书记载，两晋南朝时期，粤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了粤东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给粤北地区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他们和粤北人民一起，开垦农田，交流耕作经验，传播了某些农作物的品种，促进了粤北山区的开发。南北朝时的梁朝在曲江已置有银场，《宋书.徐豁传》中“始兴郡有银民三百户”的记载。
     广州是古代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到了唐代，这里的贸易更盛。而韶州又是广州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有唐人皇甫堤的《韶阳楼记》为证：“岭南之属州以百数，韶为大，其色清南北之所同，贡朝之所途”。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形势，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命开凿大庚岭道，变梅关天险为江广交通孔道，“转输以之化劳，商深为之失险”，成为联系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交通纽带，内地的蚕丝、茶叶等货物，多经这里运往广州出口，国外的香料、工艺品、沿海的盐等货物，我经这里北运。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运输，使韶州商业之发达仅次于广州。到了宋代，由于国势较弱，西北对外的通道被西夏等部族所截断，阻塞也宋朝与西文的经济交往。因此，朝廷更加重视南方海道，扩大对外贸易。韶关、雄等作为粤北重镇因而越加繁荣。据史载，宋代税收额五千贯到一万贯的城镇在南雄州就有六处。当时的南雄城曾是“南来车马北来船，十部梨园风吹尽”的繁华之地。每天来往客商不下千人。宋皇佑年间，韶关大宝山开采铜矿，年收购铜五、六百万斤，至少需挑夫10万人北运铸币，亦从南雄通过；北运公盐，也以南雄为干线，挑夫亦达10万人。可见当年的雄州已成广东重镇。而处于南北交通要冲的韶州，也成了宾客辐凑，商业繁荣的州郡。
     唐宋时期，粤北的农业、手工业都有了相当的发展，矿冶业已达到一定水平，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化韶州土项钟乳。宋代的矿冶业就更加发达了，各种冶炼场遍布各县。《宋史.地理志》中说，曲江有灵溪等三银场和中子铜场，翁源有大湖银场，大富铅场，乐昌有黄坑等两银场、太平铅场，仁化有大众，多田两铁场和多宝铅场。说明至宋代，粤北的矿藏已得到了开发和利用。北宋庆历末年，韶城天兴铜大发，年采铜25万斤。宋王朝在韶州置永通监（即铸钱局），当时全国有铜监19处，以韶州永通监和惠州阜民监的规模最大，这两处铸钱150万贯，占全国的十分之三左右，宋代韶州的岑水铜场（今曲江大宝山一带），从开采规模到冶炼技术，均为全国铜冶炼业中的佼佼者。宋代粤北土布生产、印染、针绣也达到一定水平，韶州和南雄是当时织布和丝绸中心。瑶族人民织造和用蓝料染成的花布也很受欢迎，叫“瑶斑布”，布身之细花“灿然可观”。其制作方法，在当时是先进技术。
     明清时期，粤北的经济进入缓慢发展阶段，渐渐落后于广州等沿海地区。但粤北的工农业仍有新的发展，采矿业在广东地区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据韶州、南雄州、连州府志载，今韶关市共有官民田地山塘等税2，568，910亩，应征丁银5，982两，折色改征民米21,600石（担）。可见田丁赋税之重。在韶州设有三关（太平关、遇仙桥关、旱关）一厂（含光厂）收关税、木税、湖丝税，合共年征收税银134 ,825两。粤北矿产的开采仍达十多种之多，在曲江灵溪，设有铁厂，在乳源、翁源等地亦设建铁炉炼铁。粤北的土纸制作毛笔生产等手工业都曾盛极一时。据韶州府志及南雄、连州等府志记载，当时有造纸、造船、织布、制香粉、烧炭、烟墨、冬茹、松香、皮革和铜、铁、锡、陶器等手工业生产活动以及制糖，酿酒，腌制和烟丝等农副产品加工。织布业不仅利用棉花，而且能利用麻类及野生植物纤维，采用宋机生产棉布、麻织布、蕉布、葛麻布和络麻布等。尤其始兴县的家织布“不特远胜洋棉，即较诸广花亦回然特别”。手工业的产品销向清远、三水、广州、佛山、肇庆、江门等地。
     可见，粤北在古代岭南的开发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军事上：一直到民国以前，岭南的军事力量都是相对薄弱的，孙先生建立民国开始为岭南的军事开始了光辉的一页，从广东军的第四军到广西军的第七军都是民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为北伐立下多少战功，北伐靠的都是李济深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为8年抗战立下了多少战功，从薛岳等领导的上海凇沪会战，到长沙会战，到张发奎等领导粤北会战，桂林保卫战，昆仑关战役（第七军大量参与），从李宗仁的桂南会战。而新中国十大元帅叶剑英也为广东的军事文化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政治上：从康有为的革新到孙中山的建国废制。众所周知不必多言
     宗教上：宗教作为民间文化的最重要一笔，而惠能无疑是岭南宗教的代表人物，惠能是新兴县人，修行后在广州，韶关讲习传道，并最终落根南华寺。后来形成河北临济、湖南沩仰、江西曹洞、广东云门、南京法眼五宗，即所谓“一花五叶”。法眼宗远传于泰国、朝鲜；曹洞、临济盛行于日本；云门及临济更远播于欧美，故南华寺有“祖庭”之称。还有著名的光孝寺也是岭南宗教的代表。
     岭南古代就有和海外人（海上丝绸之路）来往的历史，他是岭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之处的表现。广州和漳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肇庆作为与中原来往的通道之一，是陆海丝绸之路的过路点并不奇怪，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地方也是路经之地。但由肇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推导出肇庆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实在是可笑之极（原因是既然广州是出发点已经早存在文化，与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
     文化还包含书法，画画，乐曲等等，这些肇庆又有什么杰出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