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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列表江永女书发生期之我见
——兼与宫哲兵《女书研究二十年》“几个学术结论”商榷
杨仁里
[作者简介]杨仁里(1942-),湖南江永人,瑶族,原县 民委主任。
摘 要:江永女书发生期要早于唐代。旧地方志有无记载不影响女书的客观存在。女书文字面临着去伪存真。抢救 女书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
关键词:女书;发生期;唐代;宫哲兵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宫哲兵先生近期发表了《女书研究二十年》[1]的文章,他的“几个学术结论”,笔者不敢苟同。这个问题,既是多 年以来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也是在女书研究中应当着重解决 的问题之一。笔者不揣冒昧谈些肤浅之见,与宫先生商榷。
一、女书发生期有理由早于唐代
宫哲兵对发掘、研究女书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是世人公认的。但他对女书发生期的推断却陷入了口碑的局 限。他在《论江永女书决非先秦古文字》[2]中说:“女书…… 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其发生期不会早于清代。”(清元年 为 1616 年)他经过两年的研究,最近发表文章《女书研究 二十年》进一步作出了“女书造字者不可能早于唐代”(可 理解为唐初即 617 年以降)的结论。两个结论相比,女书的 发生期向前推进了 1000 年。他的依据是在江永流传女书造 字的三个传奇人物都出自于宋代。
首先,我们要讨论故事传说能不能当作历史结论的依 据。在瑶族民间,流传着许许多多的传说故事,有创世故事、 机智人物事故、宗教神话故事、爱情婚姻故事等。仅创世神 话故事,就有盘瓠龙犬、水淹天门、密洛陀造人等,各个瑶 族支系的造人神话就有二三十种之多。而把所有的故事都收 集起来,那就是一个神话的世界,是一个情节离奇、想象丰富、寓意深刻的梦幻百花园。如果故事能作历史结论,那么 最起码可以说,瑶族不是由类人猿变化来的。这不成了远离 科学的荒唐之说吗?即使机智人物故事都有名有姓,那也是 虚构成份很大,是后人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思维形式编造 出来的。故事的开头往往加上“在很早以前”、“在古时候”,
这些故事也不能当作真有其事。女书造字的传说,也是后人智慧发展的结晶。这些故事给了一代代的女书传人以自豪感,鼓励传承人都要象先辈人那样聪慧绝伦。故事多无文字 资料,只是口耳相传。因此,我们说,这些口碑故事只能给 后人提供一个奇妙的想法,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女字形成过程 的虚构或描述,它都不是历史的真实。用虚构的故事去给历 史作结论,这是史学的大忌。这种作法不但不能服人,而且 还会造成以讹传讹的恶果。
其次,这三个传说故事也并不都出于宋代。胡妃造字传 说是出于宋代,但经查阅《宋史》,在宋代宫廷里却无此人。 九斤姑娘是指生下时的体重而言,姓甚名谁、何朝何代都没 有讲。盘巧也是古时候的人,是上古还是中古没有说明。桐 口村现有 140 户,近 700 人,卢姓为主,另有周姓7 户,刘 姓 1 户。卢姓始祖卢十八郎,宋为道州刺史时选择桐口立宅。 当时从桐口入山数里之遥有个桐口源,是海拔 800 余米的深山老林,早在唐代以前就有盘姓等瑶族生活在那儿,现有屋场地可考。他们是“零陵蛮”的成员。盘巧其人是实是虚还有待考证。盘巧造字和九斤姑娘造字两个故事虽从桐口传出,但并未实指是宋代桐口人氏。讲述故事的义年华老人是 5 公里外的棠下村人,她是因晚景凄凉才到桐口跟着女儿过 日子的。她在桐口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一定是出在桐口村吗?
其三,三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她们是在某种特 别无奈的情况下,运用曾经已知的女红符号,再经过创造性 劳动写出女书信件传回家中来。姊妹们对传递回来的符号是借用女红知识去一一解读的。这里难免有人要提出疑问:女红符号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于是我联想起了张柏如《江永女书与百越文化的关系》[3]一文。他说“女书起源于百越记事符号。史学家只考察到陶器、玉器和铁器上的‘刻画符号’, 却忽略了承前启后的编织符号。织锦是真正古代符号唯一继 承的依附物,是刻画符号延续的依据,是历史的焊接点,江 永女书的独体字,几乎都能在百越后裔的各民族的织绵图案 中找到。”张柏如所说的“织锦纺织符号”,在女书流行地上 江圩一带大量存在,已是女书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女书 流行地的现有居民及其先民的古代制品与百越有不有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
居住在上江圩的人与百越有关系。下新屋村和荆田村欧 氏,至今还存有一块“唐朝贞元十三年三月清明立”的墓碑, 说“始祖欧公念一郎所生四子传一十四世迨今”。立碑的贞 元十三年为公元 798 年,由此上溯 14 世至少要前推 350 年 即公元 458 年以上,已是南朝初期,说明欧氏已在此定居了 1550 年以上。据张雄研究:《钜宋广韵·尤部》曰:“欧, 欧阳复姓,出长沙郡。”又《路史》曰:“欧,越王无疆次子, 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后有欧氏,欧阳氏。”[4]上江圩阳氏, 是欧阳氏的简化。可见欧氏,欧阳氏,阳氏都是百越民族的后裔。
上江圩还有古代泥制品留下的刻画符号。2003 年 8 月 12 日,我陪同县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在上江圩中学老校长邓 勇辉引导下,看了一座已被挖毁多年的古墓。有些砖早已被 农民捡去建猪舍茅厕,墓穴内拱砖还有千余块。每块砖的小 侧边都有刻划符号。其纹样就有几何纹、米字纹、回形纹、 水波纹、棱形纹等许多形状。这些符号有些不仅与织锦图案 相似,还与石钟健所说的百越“印陶纹”[5]相似。石钟健说: “印陶纹在长江以南、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在岭南西部的 西瓯、骆越地区,也有不少发现。”“印陶纹是越人创制的, 其特征多灰褐,所印陶纹深,印纹有几何、云雷、曲尺、米字、方格等种。结合历史来看,出现印纹陶的这些地区和这些民族,不是基于思想意识的相同;也不是由于互相之间的影响传播,而是因为这几个民族存在着历史的亲缘关系的缘故.”笔者缺乏考古知识,只是企图以专家的论述与江永的地下发掘物试作印证,这也许是不能成立的。但这类刻划符号在江永的存在也是事实。“陶”与“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都要以泥土为原料,经过制坯、印纹、烧结等相同的工艺流程。只是制“陶”的原料要求更高,制坯工艺更复 杂。“陶”的初级阶段还不存在釉和彩。我想,古代百越人 的“印陶纹”在某个时期或者在某些派用的场合也许会把纹印在砖块上。
历史也许是在不同姓氏的人群居住交替中前行的。到了南北朝、唐宋以降相对地稳定下来的居民,他们都对女书的延续作过怎样的贡献?“人死书焚”的传统虽把女书的历史湮没殆尽,但女书的真面目定会有一天弄清。女书面目全然揭开以后将是什么模样,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